結構調整搭上了金融風暴的車

　　與國外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實體經濟出現危機進而導致失業不同，“中國式減員”的特殊之處在于，內外經濟失衡碰撞到一起，并引發了減員潮

　　10月15日，位于東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團(下稱“合俊”)倒閉，近7000名員工面臨失去工作的境地。

　　就在同一天，泥足深陷的美國股市再現“黑色星期三”，似乎對于美國政府14日公布的救助方案細節缺乏信心，金融危機惡化。彼時，產品主要銷往美國的合俊被認為是此次危機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但是，實際情況顯然并非如此簡單。

　　出口戰略的調整難題

　　雖然被解讀為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實體經濟企業關閉的第一案，但合俊只是珠三角倒掉的制造企業之一——最近10年來，東莞每年都有七八百家企業關閉或外遷，2007年這一數字達到了909家。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統計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國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僅紡織行業就有超過2000萬人被解聘。

　　顯然，合俊們殊途同歸的命運，只是碰巧搭上了金融危機的錯車。合俊們的倒閉，更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失衡以及中國政府對其的政策調整息息相關。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由于中國的投資經常會出現“過熱”，消費又受收入等多種因素制約，所以整體經濟增長不得不長期依賴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

　　出口導向性戰略的發源地，就在合俊所在地東莞。廣東省的小鎮東莞，素有“世界鞋、服裝和玩具之城”之稱。從1978年全國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落戶于此，這座揭開改革開放序幕的城市逐漸成長為“世界工廠”。上個世紀90年代，當4.6萬家中外企業入駐此地后，東莞逐漸成為生產電子元件和皮鞋、服裝、玩具的“世界工廠“的代表性生產基地。目前，東莞企業的90%以上，仍然以代加工為主。

　　東莞等地先富的示范效應，很快催生了中國制造的更多地方克隆版。這些基地主要集中在廣東、江浙地帶，即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

　　中國制造們的競爭力，在于中國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低成本首先表現為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東莞等地，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在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近乎10年中，長期沒有上漲。

　　除此之外，石油、電力等資源型產品價格是政府管制的。在以石油為主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優勢之外，各級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的競爭需要，競相壓低土地、稅收等的價格，以獲取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代加工地位。

　　一份江蘇省刊物披露，在制藥業的另一基地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而同樣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90年代末期以后，“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減半”等政策傾銷，也紛紛成為地方引資競爭中的組合拳。

　　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稅收優惠等措施，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已經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后50年間日本吸收FDI的10倍。與此同時，中國自2002年之后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軍。

　　地方政府直接出手的低成本競爭方式，使得低附加值的代加工出口模式也即“世界工廠”成為可能。受益于東莞模式的中國制造業，源源不斷往海外輸出低附加值產品，以多年的持續順差拉動經濟增長。

　　但這種出口模式所得的利潤率是極其微薄的。2003年，中國出口了53億雙鞋(相當于為世界上每個人生產一雙鞋)，但中國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余80%的利潤都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廠商所獲得。世界名牌HugoBoss襯衣在美國市場的售價為120美元，而中國制造商拿到的只有10%。

　　2007年底，靠一雙雙鞋和一個個玩具堆積起來的中國制造們，換回的外匯儲備已高達1.53萬億美元。但中國在獲得源源不斷的高額外匯儲備的同時，以資源換外匯的出口模式，也付出了極高的環境與資源代價。

　　2008年初，美國耶魯大學環境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公布首份正式《環保表現指標》，對149個國家和地區的環保表現進行排名，中國排在第103位。

　　據BP能源統計，中國的煤炭儲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當前的趨勢持續下去，中國可能會在40年內用光其所有煤炭儲量。

　　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在2004年聯合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顯示，2004年中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

　　由中國制造商品出口導致的國際貿易摩擦也不短上升。據統計，2007年中國共遭遇80起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調查，連續13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

　　很顯然，即便沒有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在近年來加工貿易出口政策從緊、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條件下，中國制造的轉型也不可避免。

　　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了珠三角眾多的外向型企業走到了發展的隘口。以加工貿易為代表的外向型企業，已了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

　　三駕馬車并非齊驅

　　與出口導向相媲美的拉動經濟馬車，在中國顯然非固定投資莫屬。

　　以東莞為例，要提供幾萬家中外企業所需要的廠房，容納數倍于當地人的外來人口，基礎設施和工程建設迫在眉睫。

　　當資本和市場相遇，空前規模的固定投資開始風生水起。2003年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超過了23%，而從1997年到2003年間，每年只漲了8.4%。

　　以房地產為例，1997年至2006年間，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年均增幅超過20%，為同期GDP年均增幅的2倍，房地產開發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總貢獻率達到了五分之一。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房地產業迅速成長并帶動了銀行、土地、鋼鐵、水泥、建材、裝修、家電等上下游產業發展。隨之增收的，不僅僅是當地財政，還有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各行各業。收入增加之后的人們，開始要求改善居住條件，房地產業的市場因此日漸擴大，行業不斷向前發展。

　　就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樣，追隨其后的人們暫時失去了理智——有人發現，房地產不僅僅是消費品，而且還是價值可觀的投資手段。

　　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催生了房價泡沫。以湖北武漢這個二級城市為例，從2005年到2008年，該市房價上漲了近一倍。

　　這是一個瘋狂的產業，卷進去的不僅有投資客和普通居民，地方政府也不再甘心只攫取財政收入，他們發現這似乎還可以兌換成政治資本——政績工程因此而大行其道。瘋狂的代價就是，產能過剩，地方投資重復并嚴重浪費。

　　出口和投資，就這樣成就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而同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的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則多年持續低迷。

　　顯然，無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還是與出口產品的總成本相比(勞動力成本經常只占出口產品總成本中的10%)，中國的勞動力價格都被嚴重低估了。

　　公開的資料顯示，1990～2003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9.3%，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7.7%，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4.3%，經濟增長速度比城鄉居民收入分別高1.6和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雖然GDP在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狂奔，但人均財富并沒有很快地上升。

　　這導致了中國內需的長期低迷。老百姓為什么不敢花錢？一方面，收入增長低于經濟增長，可支配收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醫療和住房等已經市場化，而社會保障體系又不完善。這使得很多老百姓對未來難以把握，從而不得不放棄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費需求，把錢存起來以備不虞之需。

　　2004年，中國儲蓄已經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長的銀行儲蓄又回流到房地產行業、制造業等，進一步造成投資過熱。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公開表示，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3.1%，而同期生產資料銷售總額年均增長25%。

　　生活水平隨經濟發展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也隨之上漲，為維持生產，工廠不得不提高工資，進而增加了勞動力成本。伴隨“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而回流的勞動力，以及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都被認為加劇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壓力。而來自印度、東南亞的競爭使得中國企業的勞動力優勢越來越有限。與此同時，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也在上漲，制造業成本提高。中國出口企業最大的成本優勢遭受阻擊。

　　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開始側重以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宏觀調控意圖明顯。防止中國經濟發展從偏快轉向過熱，防止中國物價從結構性上漲發展到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退稅調整、信貸緊縮等政策相繼出臺，出口企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對外向型出口戰略調整的指標是出口退稅率。

　　2005年，中國稅務總局等部分分期分批調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同時適當降低了紡織品等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重大技術裝備、IT產品、生物醫藥產品的出口退稅率。

　　然而，由于中國制造對于中國經濟的致命影響，2008年8月1日，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1%。2008年11月1日將再次上調。這無疑也顯示了中國經濟轉型的艱難。

　　金融危機發于后

　　禍不單行。在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還在進行之時，世界經濟蕭條對中國經濟進行了迎頭痛擊。歐美市場的需求劇減，致中國出口也隨之大幅減少。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外貿出口同比增長22.3%，回落4.8個百分點。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增長放慢，對美出口增長明顯減速。廣東同期出口增長僅為13.5%，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深圳的一般貿易增長首次出現負1.5的增長率。

　　2007年中國出口額接近GDP的40%。顯然，如果出口增長速度放慢或者下滑，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將勢必放緩。中國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是9.9%，這是近六年來第一次回落到1位數。有測算認為，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回落中，有1.2個百分點是由于出口減速造成的。

　　“GDP和就業之間肯定存在某種聯系，這種增長的下降從總量上講，對于就業的增長肯定不是一個正面的消息。”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首先，出口壞賬率攀升加劇了企業資金緊張。商務部官員透露，美國次貸危機持續惡化，導致今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壞賬率增長了3倍左右。目前中國企業對外出口八成以上采用放賬形式，歐美國家的買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貨后90天，有的長達120天至150天，拉美地區甚至長達360天，對本來資金緊張的外貿企業雪上加霜。

　　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時，外資合同也銳減。今年上半年，東莞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出現30年來首次負增長，簽訂投資合同減少了57宗，負增長幅度為13%〜14%。

　　由此，中國企業資金困境空前。出于自保和風險考慮，銀行謹慎的貸款政策使得企業貸款困難，資金來源進一步收縮。

　　銀行的謹慎固然是出于風險控制的慣性，但是，卷進全球性的行業危機所遭受的損失也讓中國的金融行業如履薄冰。

　　根據美國財務部披露的數據，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投資組合總額為1.06萬億美元，其中51%是美國國債，42%是政府支持企業(GSE)債券，剩余7%是包括資產支持證券和抵押債務證券等在內的企業債券。

　　中金公司的分析報告認為，如果中國上市銀行也按此比例持有，并假設企業債券的損失比例為40%，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信銀行2008年的盈利分別會減少12.7%、5.5%和7.1%。不過該報告認為，美國金融救援計劃已經使得美國金融機構破產帶來的潛在風險得到了部分釋放。

　　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并蔓延至實體經濟，對全球性經濟放緩的擔憂日甚。

　　出于對經濟形勢的擔憂，信心不足的人們更加捂緊了口袋，消費、投資萎縮更加劇了企業的生存難度，無法支撐的企業則會導致更大面積的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