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浙江民企舉步維艱。

    5月底，浙江“明星企業”飛躍集團，曝出“資金鏈斷裂”，欠下巨額貸款，民間借貸資金也達上億元。在銀根緊縮的大背景下，難從銀行獲得貸款，其掌門人邱繼寶由此陷入困境。 陷入困境的顯然不止邱繼寶一人。在浙江，一些當地知名的民營企業，如金烏集團、東方萬博集團、南望集團、旭萊服飾等相繼暴出企業主神秘失蹤，更有浙江云光泵閥制造有限公司創辦人朱吉光服毒自盡。最新的一個例子是，浙江一新制藥公司掌門人鄭亞津在辦公室自縊身亡。

　　這些出走或自殺的浙江商人，成了浙江民企艱難時局的一個個注腳。浙江民企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似乎站在生死抉擇的十字路口。

　　眾多中小企業在“內外交困”下，正經歷著轉型的陣痛期。浙江旭萊：一個企業的“非正�！彼劳�

　　本刊記者/沈雁冰

　　一個原本計劃上市的企業，卻在經歷一場投資失敗后關門大吉。

　　今年以來，浙江民企“血雨腥風”，迄今為止已有多位知名企業家留下一身債務后出走。浙江旭萊服飾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稱旭萊企業)老板蔣璉珍一家“人間蒸發”就是其中一例。

　　旭萊公司是一家成立21年的老牌企業，以生產中高檔羊毛衫為主業，此外還經營著海鹽誠誠實業有限公司、(香港)灝鏘紡織有限公司，誠誠大酒店，同時代理著一些國際品牌的大陸的經銷權。

　　其自主品牌“旭萊”羊毛衫曾賣遍全國，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商場設有專柜，在同類企業中脫穎而出。

　　在浙江省海鹽縣，旭萊企業是一家頗具知名度的公司，如今卻一夜覆傾。

　　到底是什么壓垮了這家明星企業？它又是怎樣一步步滑向破產的深淵？

　　企業停擺

　　8月25日，旭萊企業大門緊閉。大門外的滬杭復線上車來車往，而企業內卻寂靜無聲，空空的自行車庫似在訴說著蒼涼。

　　距此不遠的通元鎮龍舌嘴路39號，旭萊企業的老廠“通元羊毛衫廠”同樣是人去樓空，鐵將軍把門。老廠對面的誠誠大酒店的物業也早已變身為一家超市和一家通信公司。

　　這些景象似乎告訴每一個外來者，這個曾經輝煌的企業此時正陷入“停擺”狀態。

　　新廠的傳達室里一位保安正百無聊賴翻看著報紙，一再表示沒什么好問的，“事情都處理好了”。

　　浙江省海鹽縣通元鎮分管工業的副鎮長宋華曾對媒體說，“旭萊已經資不抵債了”。

　　債主盈門

　　事實上，旭萊企業的危機早有征兆，蔣璉珍一家人出走前也有不尋常的舉動。

　　據一位原先在該工廠工作的人士說，蔣璉珍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兒子邵軍的孩子在上海就讀一個貴族學校，失蹤前的一段時間，蔣家人一反常態地把孩子從上海接了回來住。此后沒多長時間，一家人就再沒到公司了。

　　一位要求匿名的供貨商透露，他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多次到廠里結賬，但一直沒結成，“現在想來應該是資金出現問題了”。

　　記者在旭萊企業老廠附近找到一位員工，該員工透露旭萊企業拖欠工資極為嚴重，“每次都是工資騰滿3個月才發1個月的，如8月份就只發6月份的”。企業管理很苛刻，員工如果中途退廠的話，剩下沒發的那幾個月的工資就按臨時工每小時2元來計算，“這樣一來，如果中途走了，兩三個月加起來的工資也才幾百元”。

　　此外，旭萊企業一部分行政人員從1月份以來的工資沒有發放過，普通職工3月以來的工資沒有發放。旭萊企業和它相關聯的企業總共拖欠員工工資350余萬元。

　　蔣一家人失蹤后，消息迅速外傳，很快就債主盈門�！�4月份，幾乎每天都有討債的人上門”。這些債主包括一些供貨商和一些借款給企業的個人。

　　4月27日，旭萊企業的894名員工起訴工廠，要求公司支付工資款350余萬元，并申請了財產保全。此前旭萊企業的部分廠房、機器設備等已被外地法院查封。

　　5月1日起，企業正式關停。當地派出所派駐了警力在企業維持秩序�！皩ι祥T的債權人，政府一般都勸他們采取法律手段來解決”。到5月26日止，所有員工工資已經結清。

　　曾經輝煌

　　旭萊企業的前身是浙江通元羊毛衫廠，創辦于1987年，其創始人蔣璉珍40多歲創業，卻被稱為“羊毛衫大王”�！安莞�”出生的蔣走過了一條并不算平坦的創業路。

　　剛開始是家庭作坊，3000元錢與人合作買了4臺舊橫機，租用村里的公房給人家加工羊毛衫。她們的企業也成為通元鎮的第一家羊毛衫廠。為了找銷路，蔣璉珍跑遍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十幾個大城市商場，和眾多浙商創業期一樣，蔣用雙腳跑出了市場。

　　從此企業一路向好，1995年，她將自己的“通元羊毛衫廠”更名為“海鹽誠誠實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注冊了“旭萊”商標，此后企業發展勢頭如日中天。但在1998年，年過50的蔣璉珍卻經歷了一場婚變，與結婚30多年在供電局工作的丈夫離了婚。

　　2003年，又是蔣璉珍事業上的一個轉折點。蔣氏家族投資625萬美元成立浙江旭萊服飾發展有限公司，購買54畝土地建成了12000平方米的標準廠房，此時公司年產值達到6000多萬元。

　　除了生產自有品牌“旭萊”外，企業還代工一些歐美日本的中高檔女裝，每月的生產能力為20萬件。自有品牌以內銷為主，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杭州等大城市的大型百貨商場設有專柜或站中站。

　　生意做大了，頭銜自然也多了。出事前她還有兩個頭銜：海鹽縣工商聯副會長、海鹽縣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之前，旭萊專賣店在海鹽縣城也有多家，如今隨著企業的倒閉，也已經改弦更張。

　　傳言滿天飛

　　蔣一家人失蹤，企業停產，面臨倒閉。此時在當地出現多種版本的傳言，第一種版本說是蔣的兒子邵軍賭博輸掉了1800萬元，吃了很多“炮子”(當地對高利貸的一種說法)；第二個版本是說蔣的兒子買期貨虧空了；第三個版本是說蔣的兒子在外面做生意虧了8000萬元，欠了銀行一屁股債，廠房也抵給銀行了。

　　這三個版本的傳言都跟蔣璉珍的兒子邵軍有關。

　　據記者了解，旭萊的銀行貸款涉及海鹽縣農村信用聯合社、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新華支行，此外還有農業銀行、中國銀行等幾家國有銀行。“幾乎所有的銀行都借遍了�！� 目前因為企業倒閉，人員失蹤，累及數家擔保公司。

　　此外，旭萊企業還欠有為數不少的民間借款。據記者了解，這些借款來自杭州市臨安的俞某、上城區的何某，還遠及山東泰安。

　　至于外債具體數據，沒人能給出具體數據。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保守估計旭萊企業銀行貸款1.4億元，民間借貸8000萬元左右，總的負債情況約為2.2億元。

　　“去年已經開始信貸緊縮了，旭萊的投資無疑是不明智的，現在資金鏈斷了已經是事實。目前已經資不抵債了”，通元鎮副鎮長宋華曾對媒體記者說，“我們近期開會的時候，已經在各種層面上傳遞了這個信息，提醒企業在信貸緊縮之年，先做穩再做大，警惕盲目擴張的風險”。

　　“雄心勃勃”富二代

　　知情人還告訴記者，事實上在2000年過后的幾年，企業的“實際掌權人”已經是蔣璉珍的兒子邵軍。

　　據一位接觸過邵軍的人士介紹，邵40歲出頭，個子不高，戴著一副眼鏡，舉止溫文爾雅。他早年大學畢業后，在杭州電業局干部進修學校當教師，因為家族企業管理的需要，辭職回到家鄉幫母親蔣璉珍打理企業。

　　蔣氏家族在企業的分工情況為，蔣璉珍是誠誠實業董事長、旭萊企業總經理，旭萊企業的實際注冊人是蔣的女兒，而邵軍則擔任新公司旭萊企業的董事長。公司全額投資的上海旭萊針織發展有限公司也是邵軍一手運做。

　　邵軍敢想敢做，“有想法，雄心勃勃”，時常和人談起企業的發展規劃。很快，在邵軍的鼓動下，旭萊開始超常規運做，“朝著多品牌多元化，集生產、銷售、品牌代理為一體的集團化專業服裝公司方向發展”。

　　新服裝廠建立起來，上海公司還設立了男裝事業部和童裝事業部。同時還擁有美國花雨傘(ARNOLD PALMER)童裝在中國大陸地區的設計、生產與銷售權，旭萊又代理了美國品牌沙弛男裝。

　　一位接近旭萊企業的人士回憶說，由于擴張過快，開始時投入資金過大，又沒有立刻受益，當時旭萊的整體運作非常艱難，“資金緊張的時候連進線紗的錢都沒有”。

　　但在邵軍的設想中，他的很多規劃是長遠考慮，“為今后五年十年而做”。對于朋友的勸戒，邵軍回擊說：“你也別以為我是盲目的操作，其實能做的事我才去想，不能做到的我連想都不去想�！�

　　邵軍曾向友人透露，他今后的計劃是成立集團，然后把旭萊運作上市。

　　今年年初，又一個大手筆投資在邵軍手里完成。他集合巨資投資購買了山東泰安的一座商場。據記者了解，這座商場位于泰安市財源街110號，面積25000多平方米，是泰安市最大的商業企業，其前身是泰安亞細亞商廈，后破產清算財產。三年來經歷了兩次轉賣。2005年4月，浙江紅樓集團以6300萬元的價格，成功拍得該商場。2005年11月26日商場開業，2006年4月紅樓百貨又投入千萬元大規模裝修。直到以約億元之巨的價格轉手邵軍。

　　據這位知情人士介紹，當時有人曾勸阻過邵軍對于收購商場三思，但邵軍還是“一意孤行”，在銀行貸不出款的情況下，通過民間借貸募集資金進行收購。結果招商、運轉并不成功，一時又脫不了手，使本來就債臺高筑的旭萊企業，剎時資金鏈斷裂。有銀行聞風而動，迅速收緊“銀貸”。此時約1.4億元的銀行借貸加速了旭萊企業的倒閉。

　　在海鹽工廠工作的大部分員工并不知道公司在外面的資本運作和商業投資，他們只是相信這么大的企業“不會輕易倒閉”。

　　邵軍的美好藍圖還未等實現，“寒冬”已經來臨，企業懸于生死一線。本來這段時間應該是服裝企業的秋冬訂貨會，但即將到來的旺季已然與邵軍無關了。

　　相關人士透露，原來旭萊的一個廠長，帶著一些原旭萊的員工，開始了自己的創業道路，他選擇的是他的強項——服裝業。

　　與倒閉關停的旭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沿滬杭復線往東不遠的嘉興聚陽服飾公司則是一派繁忙景象，門口一副“常年招收熟練工”的廣告很是惹眼。旭萊一倒閉很多職工立即“投奔”了聚陽服飾。

　　“邵軍書生氣太重，想法很好，但不善理財”，上述知情人士現在回想起來感到惋惜，“如果不是銀行卡得太牢貸不出錢來，旭萊也不至于倒閉”。他甚至覺得，邵軍是個“悲情人物”。

    提要：他的經歷或許是溫州眾多小企業主的縮影。

　　何志明(化名)從一個制鞋廠的學徒工，到家庭小作坊式的夫妻店，再到5年前擁有自己的小企業成為真正的“老板”，他一直從事著他的老本行做鞋。

　　在企業眾多的溫州，何志明的鞋企無論怎樣都排不上號，可謂寂寂無名。然而，成千上萬個何志明似的人物和數已萬計的像他那樣的小工廠，組成了溫州民營經濟龐大的版圖。

　　幾個月前，何把企業關停了。因“已無利潤可賺”，他暫時退出了制鞋業。

　　何志明的創業史就如溫州各行業民營經濟發展的縮影。他走過的路，很多溫州人也曾走過。

　　敢為天下先

　　何志明今年47歲。他在制鞋行業已經30余年。

　　16歲那年，不再讀書的何開始在鎮上一家鞋企做工，學做皮鞋�！澳菚r候工資兩三分錢”。

　　那一年，盡管還沒有改革開放，但在溫州，商品意識已經開始萌動。那時候，工廠乃至家庭作坊都還很少，個體戶和雇工仍不被允許。

　　何志明在那家小作坊式的工廠里工作，是他的第一份工，他在那里學到了制鞋的技術。那時候，他或許還不確定接下來的30年，他都和鞋打交道。

　　何志明還在學制鞋技術的時候，他并不知道在北京正在醞釀著一場巨大的變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

　　20歲那年，何志明娶了一個當地的女子為妻，生活按部就班。但他原來工作的小作坊卻倒閉了，于是大家商量著“分出來做”。何志明用分到的簡單工具在鎮上開了家皮鞋店，自產自銷。不知不覺中，何志明成了第一批個體勞動者。

　　據當時的一個統計數據，到1981年底，全國城鎮個體戶發展到185萬戶，從業人員227萬，比1980年的從業人數翻了一番多。

　　雖然那時候政策上還不允許外出做生意，否則就可能犯投機倒把罪，但還是有“敢為天下先”的溫州人在各地從事推銷電器、服裝、皮鞋等商品的活計。

　　當時正處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一些事情在中央政策許多規定未十分明朗的情況下，溫州市政府則采取默認的態度，不提倡也不打擊限制，這給了溫州人很多發展的空間。

　　南下營商

　　何志明在自己的小鎮上做著他的皮鞋，因為技術好，生意還不錯。不過那時候像何志明這樣的溫州人已經多如牛毛，沒過幾年，在當地小鎮上同類作坊已經遍布。“鞋子逐漸不好賣了”。

　　此時，一部分嘗“頭口水”外出從事小商品買賣的老鄉，回到溫州并把信息帶回來，“外地比本地生意要好做”。

　　又過了幾年，何志明28歲。此時，國家政策已經明朗，允許家庭工業、個體經濟發展。像很多溫州人一樣，何志明也選擇了外出經商，不過已經不用擔投機倒把的風險。

　　他選擇了南下，去到了與浙江毗鄰的福建省，把家暫時安在了廈門市。還是老本行——做鞋，前面店鋪，后面制鞋作坊。

　　當年發生的一件事情讓溫州人“很受傷”。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火燒溫州鞋，使溫州的鞋子名聲一落千丈。這一年，上海南京路百貨商場甚至打出了“本店無溫州鞋”的標語。

　　也是在這一年，黨的十三大召開，首次肯定了民營經濟這種所有制結構，并且采取鼓勵他們發展的政策，“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在這之后一年，一直在外面闖蕩的王振滔回到溫州，以3萬元起步，創辦了奧康集團的前身——永嘉奧林鞋廠，這成就了后來的“中國鞋王”。

　　盡管何志明并沒有王振滔的“幸運”，但他來到廈門后，溫州鞋剛剛遭到重創，何志明則憑借多年的制鞋技術和經驗，慢慢地打開了市場。“那幾年生意很不錯，每年可以賺兩三萬元，在廈門的4年賺了10多萬元”。

　　此后，何志明又開始了遷徙。他把“夫妻店”搬到了福建的另一個城市寧德，在那里一待又是5年。

　　渴求發展

　　這9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進一步解放了思想，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平等競爭”，到了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提出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私營經濟從體制外轉到了體制內”。

　　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和1999年，私營企業戶數分別從1997年的96萬戶增長到120.1萬戶和150.9萬戶，無論是私營企業從業人數還是戶數都比上年有了大幅增加。

　　此間，一個大的背景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猛，而在溫州，全民經商的性格已經顯露無疑。9年間，何志明和其他數以萬計的溫州人一樣“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走遍千山萬水、吃遍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這后來被一些學者提煉成所謂浙商的“兩板精神”和“四千精神”。

　　或許何志明并不關心這些數據的變化，但他關心“怎么樣才能賺更多的錢”。在積累了第一桶金后，他“渴求發展”。

　　時間一晃就是9年，這一年何志明38歲。他家族的很多親戚、朋友早已分散在全國各地，但他們時常聯絡。期間，何志明聽老鄉說“上海生意更好做，就跑去了上�！�，跑去上海還有一個目的——做鞋批發——把量跑起來，可以賺更多的錢。

　　但這一次事與愿違，在上海的生意不見起色，“第一年就虧本，虧了幾萬塊錢”。第二年還是看不到轉機。

　　當時的大背景是，自1998年起，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動蕩,國內經濟運行中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國家采取的宏觀調控以擴大內需為主，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1999年，為了擴大內需，相繼出臺了減稅和降息措施，并開征居民儲蓄存款利息稅，央行還下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意在鼓勵消費。“但感覺那幾年，居民就是不愿意把錢從銀行取出來”。

　　有了自己的企業

　　在上海闖蕩的何志明正一籌莫展時，一個老鄉企業家跟他聯系上，“你回來，我們辦個廠，你來管理”。 事實上，何志明和很多溫州創業者一樣，一直就有“做自己的企業”的想法。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于是何志明回到了溫州，與一位老鄉合股開辦了一家皮鞋廠。

　　一年后，因為多種原因，雙方又分開，單獨創業。這一年，何志明42歲。此時，一份全新的事業擺在他的面前。一家小型皮鞋廠很快在租來的廠房里成立，一開始招了40余名員工，產品主要以一些低端皮鞋為主，批發價30多元錢，主要發往福建、廣東、深圳、汕頭等地。何志明明白，如果生產高端的鞋，無法與一些已經成型的大中型企業競爭。

　　作為溫州人的何志明還有一個優勢，眾多親戚朋友分散在全國各地大中小城市的批發市場，做的就是皮鞋批發生意。

　　“溫州人闖蕩四方依靠人脈織就了一張巨大的銷售網絡，目前分布在全球的170萬溫州人，更是溫州企業一筆無法忽視的財富”。

　　依托這一人脈渠道，企業很快走上了正軌，并且形勢向好，期間何也去申請了一個自己的品牌，但還沒到發揮作用的時候。

　　形勢最好的時候，何志明的工廠有110多名員工，一年的鞋子產量為35萬雙，年產值可以做到八百萬元。

　　去年，何志明和幾位老鄉在郊區附近的一個村合買了一塊地皮，他出資100余萬元，造起了1000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廠房。他很謹慎，都是“依靠自己的資金積累，實現滾動發展”。

　　船小好調頭

　　現在，何志明依然很懷念5年前，“那時候，每個月最少可以賺10萬元”。而現在“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鞋鞋革業是溫州傳統制造業的代表，同時他們也是微利的代表。近年來，受宏觀環境影響，能源價格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蠶食了鞋企的利潤。

　　制鞋需要如皮革、鉚釘、汽油、膠水等幾十種原材料從去年到現在一直在漲價，此外員工的工資也在漲，而終端和批發的價格卻上不去。何志明的主導產品普通皮鞋上半年的批發價為每雙29元，利潤只有每雙1元左右，整個工廠的運營只能基本維持平衡。

　　終端價格漲不上去還有個原因，“我們的低端鞋子銷量不好，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有了替代品，穿那種鞋子的人現在基本都改穿運動鞋了”。

　　現在，在全國各大城市做皮鞋批發的人日子也不好過，昂貴的鋪位費用，跑的少得可憐的量，“基本處在虧本狀態”。這些批發商和諸多鞋企很多在苦苦撐著，“或許撐過這段時間就好了”。

　　面對“無錢可賺”的局面，何志明把去年新造的廠房賣掉了，但一些做鞋的設備還留著，“過兩年，等鞋子生意好起來，準備繼續重操舊業，畢竟做鞋是老本行”。

    目前，何志明正在考察其他好賺的行業，“哪里好賺就往哪里去”。

　　在浙江的一些小商品領域，和制造低端鞋子一樣，行業門檻很低，“投資幾十萬元買幾臺機器，招幾十個員工，就能開廠”。低端的競爭下，制造業的利潤日見微薄。但有一個好處“船小好調頭”，當“冬天”來臨，企業主隨時可以關停工廠，當行情向好的時候，也隨時可以重新開張。
　　溫州人何志明把苦心經營5年的制鞋企業關停了，廠房已經轉讓，此時他“暫時失業”，在家“休養”。

　　何志明經營的鞋企規模不大，高峰時有員工110多人，一年產值800萬元。何告訴記者，這兩年制鞋所需的幾十種原材料都在不斷漲價，而成品鞋價格卻漲不上去，生產一雙鞋的利潤只有1元左右，工廠運營只能基本持平，無奈之下只有把企業關停。

　　在“中國鞋都”溫州，制鞋企業無疑正經歷著一場“寒冬”。溫州鞋革協會的一個統計數據顯示，溫州鞋企從2003年的5000多家，如今已銳減至2600余家，短短5年關停數量近一半之巨。

　　像何志明關停企業的事情，在中國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溫州以及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幾乎每天都在上演。波及的行業也不僅僅是制鞋業，服裝、打火機、眼鏡、鎖具等眾多行業中的中小企業關�，F象同樣堪憂。

　　去年以來，大批制造型中小企業正在遭遇包括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用工成本提高、海外市場萎縮、從緊貨幣政策帶來融資困難等“內外交困”的生存危機。浙江經濟“拐點論”和“危機論”一時甚囂塵上。

　　以“民營經濟風向標”溫州為代表的浙江企業現實的困境，已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中央領導及商務部、銀監會、稅務總局等國家相關部門負責人率隊頻繁造訪浙江，隨后各種“補血”政策紛紛出籠。

　　“倒閉潮”

　　浙江的中小企業似乎籠罩在一片悲歌之中。

　　此前，媒體一度盛傳“浙江民企20%中小企業倒閉”。而8月11日在北京國際新聞中心舉行的“浙江民營經濟創業創新之路”新聞發布會上，浙江省政府對傳言專門進行了澄清，“實際情況沒有那么嚴重”。

　　盡管官方說法企業倒閉并非傳言那么嚴重，但這種傳言并非空穴來風。

　　2008年年初開始，浙江一些知名企業的老總或出走或自殺就是一個佐證。飛躍集團資金鏈斷裂，金烏集團老總出走國外、東方萬博集團倒閉、南望集團老總消失、旭萊服飾公司創始人一家失蹤、云光泵閥制造公司創辦人朱吉光服毒自盡、一新制藥公司掌門人鄭亞津自縊身亡。這一連串的企業變故也為浙商耀眼的光環蒙上了一層陰影。

　　單是溫州，溫州市經貿委7月初曾對該市31個工業強鎮和開發區15521家中小企業進行過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目前當地停工、半停工和倒閉的企業達1259家，占調查總數的8.1%，比一季度增加2.1個百分點。

　　而在全國來看，據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有關負責人透露，據初步統計，全國今年上半年6.7萬家中小企業倒閉。

　　資金困局

　　浙江一些知名企業的倒閉又幾無例外——資金鏈出現危機。

　　2003年開始的“緊縮政策”，到今年是第六年。特別是去年以來，央行加大了貨幣調控力度，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疊加下，持續的緊縮使得國內銀行資金流動性大減。此外，國內中小企業獲得信貸的難度更加加大，眾多企業尤其中小企業的生存出現危機。

　　融資問題一直是浙江中小企業的老大難問題，今年猶甚。據銀監會統計，今年第一季度各大商業銀行貸款額超過2.2萬億元，其中只有約3000億元貸款落實到中小企業，占了全部商業貸款的15%，比去年同期減少300億元，中小企業融資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一位浙江企業家告訴記者，甚至有企業在接到大額定單的情況下，向銀行申請貸款也未能如愿，只得放棄定單。

　　溫州一位熟知金融界的人士用一個形象的說法來說明貸款難問題：“三年前，銀行經理為了把錢貸出去，經常請企業主吃飯。而這兩年的情況是，企業主到處請銀行信貸經理吃飯、乃至求情，但最終也貸不出錢來。”

　　在民間借貸盛行的浙江，資金出現緊張的企業，進而轉向民間借貸。溫州一位企業家告訴記者，因為普遍的資金緊張，甚至抬高了民間借貸的利率。

　　據記者在溫州的走訪，以前民間借貸的利息不過8厘到1分，略高于銀行的利率，而如今已經上升到5分左右，高的甚至可以達到8分甚至1角以上，而這樣的水平已經是銀行利率的10倍以上。

　　而義烏的情況更甚，“高利貸”盛行。一位記者轉述一位高利貸放貸人的話，義烏的高利貸月利最低行情在6分，基本維持在8～9分。一些大企業通過中間人放出的高利貸保持在1角左右。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介紹，溫州確實有6000億元的財力，但廣大中小企業卻為缺乏發展資金而苦惱。據他估計，目前溫州民間金融的流動規模已經達到600億元。但是，由于溫州企業眾多，資金的需求量缺口依然龐大。

　　在浙江，除了像何志明那樣因為市場因素導致“無錢可賺”自然關停企業外，一些上述提到的老總出走或自殺事件中，皆因資金鏈斷裂。而導致資金鏈斷裂的很大原因，是因為“拆借高利貸和盲目投資”。

　　資金的匱乏使不少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安唤桢X等死，借錢是找死。”不止一位企業主對記者說。

　　現象

　　義烏國際商貿城的諸多攤主向記者抱怨，“生意難做”。但一位常年游走在義烏政商兩界的人士則告訴記者，“那些小企業主日子更加難過”，義烏除了那些大企業老板，日子過得最滋潤的人不是做企業的，也不是在國際商貿城做生意的人，而是擁有商貿城攤位的業主，他們一年僅靠攤位出租就能獲利幾百萬元，“衣食無憂，也沒后顧之憂”。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當地的《義烏商報》上幾乎每天都有企業“解散清算”的公告，甚至一天的報紙上有四家企業的“解散清算公告”。記者根據公布的電話聯系上一家解散企業的清算組，對方語氣很不耐煩，“生意做不下去就清算了，還有什么好說的”。

　　近兩年發展最快的行業應該是擔保、典當和寄售行業。一位要求匿名的當地政府官員表示：“要知道融資有多困難，只要去大街上看看這兩年冒出多少典當行和寄售行就知道了�！�

　　在義烏的大街小巷，隨時都可以看到典當行或寄售行醒目的招牌。義烏最繁華的賓王路上，就有近10家大小不一的典當公司和寄售行。這些少則一個門面多則三四個門面的典當、寄售行門上張貼的廣告同樣醒目，“幫個人排憂解難，為中小企業渡過難關”。

　　有媒體報道，目前義烏市在冊的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公司有300多家，“沒有注冊的比注冊的多”。而在民資更為充沛的溫州市，自2001年開辦第一家擔保公司以來，已發展到270多家。記者在平陽縣敖江鎮、蒼南縣龍港鎮等地也都能看到擔保公司的招牌，可謂遍地可尋。

　　此外，廠房或生產設備轉讓的消息也充斥著當地報紙和電視。記者聯系上一位工藝品廠轉讓人，對方表示因為急需資金，廠房折價轉讓，隨時可以去廠里看，誠心要的話價格可以商量。一位當地媒體的記者說，這些廠房轉讓的人，有很多是因為拆借了高利貸或者銀行貸款到期，無奈之下才選此下策。

　　企業經營的不景氣已然波及勞務市場。位于溫州市區牛山北路的溫州勞務市場，大廳內的顯示屏上滾動著用工信息，一家企業的用工需求基本在1～4人，而且以技術工和熟練工為主。周圍聚集著一大群尋找工作的務工者，門前狹窄的馬路邊一些工人百無聊賴聚在一起玩起了撲克。一位四川籍務工者告訴記者，他今年已經換過三份工，現在又失業了。浙江省統計局的一份調查也顯示，自2005年四季度起浙江連續9個季度持續上升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首次出現了緩解的跡象。

　　近一段時間來，相關政府部門的一些統計數據也說明浙江中小型民營企業正呈現加速下滑趨勢。

　　饒有意味的是，有著“世界小商品價格風向標”之稱的義烏小商品城景氣指數連續幾月呈下滑趨勢，指數不再“景氣”。無獨有偶，被稱為“亞洲最大紡織品交易中心”的浙江紹興中國輕紡城價格指數上半年也呈下滑走勢，五大類別包括原料類、坯布類、服裝面料類、家紡類和服飾輔料類景氣指數都呈現小幅下滑趨勢。

　　陣痛期

　　在記者的采訪中，大多數業內人士都認為，浙江民營經濟正處在艱難的轉型期、陣痛期，或者稱為“成長中的煩惱”。

　　浙江大學教授史晉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事實證明，“用國際需求代替國內市場需求而不做產業結構的路子，已經走到頭了”。浙江的民營企業，從整體上并沒有轉變結構，而是以調整市場而代替，同樣生產這樣的產品，轉向外貿。

　　史晉川認為，長期的產業結構不合理是拖累浙江經濟的根本原因，而近期銀根收緊、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匯率為代表的國際貿易變化，加上出口退稅的變化等原因，無非是加劇了這種情況的惡化。

　　溫州制造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溫州生產了全國10%的服裝、20%的鞋、60%的剃須刀、65%的鎖具、80%的眼鏡、90%的金屬外殼打火機等，這里涌現了“中國鞋都”、“中國鎖都”、“中國皮都”等30多個輕工產業集群。據統計溫州有30多萬家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以上，占到企業總產值比重的97%，可提供90%的就業機會。

　　“在溫州國民經濟中，無論從經營廣度到深度，還是到經濟指標的拉動，中小企業都是主力軍”，周德文說，溫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國制造發展的一個縮影，也正是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撐起了溫州制造這塊金字招牌。

　　但浙江的中小企業普遍又因規模較小、技術力量弱等，抵御風險的能力不強。如今，眾多中小企業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在政府的一些表述中，也相當頻繁地出現了“形勢嚴峻”這樣的字眼。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在出席該省一次企業界的會議上表態說，“政府將與企業齊心共渡難關”。

　　而周德文則認為：“眼下國際市場行情不好，原材料價格上漲幅度又太大，暫時停產可減少虧損，其實是一種合理的市場策略�！�

　　此外周德文還認為，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非常時期，溫州企業也開始了“剜瘡”自救，有的企業開始收縮投資、壓縮成本，準備“貓冬”；有的企業轉行或者大舉“外遷”，尋求生存之路。而在這個階段，最主要的還是要深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進企業升級換代來突破難關，“有困難才會有轉機，有轉機才有發展”。

　　轉機？

　　浙江省官員似乎在極力回避“危機”的說法�！皽蚀_地說，我們面臨的不是中小企業倒閉危機，而是產業轉型的機會�！闭憬�省中小企業局辦公室主任蔡章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

　　盡管浙江官方對“危機說”避而不談，但陸續出臺的對中小企業的幫扶政策卻耐人尋味。

　　8月的一天，浙江海鹽一檢測中心的工作人員發現，在前一天還全額收取的檢測費用，突然就接到通知即日起對本地企業的檢測費用減半收取。

　　這源于海鹽縣出臺的一項新政策。該通知說，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海鹽縣將對工業企業發展過程中涉及的有關服務性收費一律減半收取。

　　8月29日，浙江一印刷企業的左姓老板打開電子郵件，發現阿里巴巴網站服務專員發給他一封電子郵件。郵件稱“浙江省政府為幫助企業度難關，對從現在起加入誠信通的企業，有現金等一系列補助”。這源于浙江省經濟貿易委員會、浙江省財政廳發布的一個通知，在全省范圍內實施“萬家企業電子商務推進工程”。

　　在義烏，一銀行推出了“商位質押貸款”業務，就是說即使是租來的攤位也可抵押貸款。

　　最讓公眾關注的是“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在浙江省全面試水”，這被視為“民間信貸開閘”。

　　此外，財政部表示，為幫助解決中小企業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中央財政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今年中央財政安排中小企業專項資金35.1億元，努力支持中小企業健康發展。據計算，這比去年提高了20.3%。當前小企業的小額擔保貸款額度，已由100萬元提高到200萬元；在減免稅賦方面，今年實施新的企業所得稅后，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繳企業所得稅，這比標準稅率低5個百分點；國家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此外，增值稅、營業稅的起征點分別由納稅人月銷售額600～2000元和200～800元，提高到1000～5000元，減輕了中小企業稅賦。

　　8月，從國家到地方都出臺了一系列幫扶中小企業發展的“補血”政策和措施。

　　現在貸款規模已經擴大，原來是從緊，現在銀根已經松動，中央銀行增加信貸5%，地方銀行增加10%，國家對民間金融已經承認合法性。周德文認為，這說明政府非常重視我們中小企業的實際困難，在給我們企業打氣，鼓勵其健康發展。

　　對于今后的中小企業運行情況，這位“溫州模式”研究專家稱，從明年上半年開始，我們整個經濟會慢慢復蘇，但經濟發展的運行是有慣性的，完全復蘇會有個過程。中國經濟中小企業的“緊日子”還會持續好幾年，兩三年甚至四五年，但會逐步往好的方向發展，因為整個國家的產業結構通過宏觀調控已經在重新洗牌和調整，國家會出臺一些拉動消費的措施，明年在投資領域也會適當放寬，不會像現在這樣嚴格地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