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多萬戶名不見經傳的中小企業，其整和卻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這些企業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寒冬”，好在它們本來就不是“溫室里的花朵”。度過此刻的“陣痛”，或能看到更長遠的發展希望。“疾風知勁草”，及早掌握御寒能力，才能逆境生存。

　　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連續降低、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2008成了國內中小企業“最困難的一年”。但所謂“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過多強調外在原因并不能解決目前的問題。7月初，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溫州調研時對當地企業家說“堅持就是勝利”，此中意味深長。

　　“倒閉”知多少

　　從7月起，周德文就成了溫州最忙的人，在溫州、寧波、上海、北京之間穿梭，成了他生活的常態。這位自稱“來自草根”的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感嘆“壓力很大”。一切緣自3月28日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播出的那期節目。

　　這期名為《溫州制造，面臨危機？》的節目播出后，溫州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自80年代起一路高歌猛進的溫州民企，面對今年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第一個感受到了陣陣寒意。不久，有關溫州企業出現“倒閉潮”的報道和討論頻頻見諸各媒體顯著位置，不僅溫州，全國都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也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注意。

　　“我不同意溫州企業出現‘倒閉潮’的論斷，”周德文邊說邊從皮箱中拿出厚厚一疊資料，“根據我的調查統計，溫州30多萬家中小企業，20%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但這和‘倒閉’是兩個概念，‘倒閉’是法律意義上的破產，‘停工’、‘半停工’是減緩生產，有時是一種戰略。”他認為，是部分媒體的夸大其辭渲染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最初中央電視臺的報道中，周德文也沒有用“倒閉潮”的說法。

　　但他承認溫州中小企業已經出現危機。據鞋革行業提供的數據，2008年一季度，溫州2600多家鞋革企業中，倒閉企業132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0家。一些鞋企將廠子遷到四川、福建甚至東南亞和俄羅斯，還有一些將資本投入股市、樓市或礦場，退出了制鞋業，不少人質疑曾經“以商帶工”的“溫州模式”已經蛻變成了“資本游擊隊”，一些小企業則直接關停。

　　4月，由溫州市經貿委出面，主持了“2008年第一季度行業發展情況調研”，調研的重點就是各行業一季度企業倒閉情況。在長達一個月的調研后，溫州市經貿委稱，溫州企業20%倒閉的說法并不屬實，以各重點鄉鎮為單位，倒閉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例，最高的有12%，最低的是5%。

　　為什么溫州經貿委統計的數據與之前盛傳的說法差距如此之大？周德文解釋說，溫州有99%的企業是中小企業，規模小，則機制靈活，生產經營遇到困難時暫時停產“觀望”是正常的。一位溫州服裝行業內人士也說，服裝企業的三分之二以上訂單都在下半年，每年上半年淡季時，都會有很多小企業停工。

　　有報告稱，溫州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是4年，而國際上中小企業的壽命也普遍為3至5年。“不要聽到20%就嚇倒了，企業優勝劣汰是正常的。”周德文形容溫州民企是“野生”的，所以生命力頑強。之后，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也在采訪中表示，中小企業5%的淘汰率是正常的。

　　治標還是治本

　　而某些行業的形勢更加嚴峻一些，溫州生產打火機的企業原來有幾千家，目前還在經營銷售的只有幾百家，緊固件行業去年3000多家企業，今年只有2000家左右，制造眼鏡特別是太陽鏡的企業日子也很不好過。

　　晚上十一點，記者才撥通了華祥光學眼鏡廠老總林寅勇的電話，他剛從跟外商談判的會議室出來，談了一整天，外商最終同意把結算貨幣改成了人民幣。“就這樣我們也只能勉強保本，”他說，“成本壓力非常大。”主要原材料銅以前差不多1萬元一噸，現在最便宜的也要6萬～7萬元一噸，運輸成本也由每月3000元漲到6000元，工人工資上漲了大約15%，這直接導致了產品成本上漲了20%～30%。由于其他眼鏡商都沒有提價，林寅勇也只能硬著頭皮頂住。華祥以往每年銷售額大約在3000萬，今年預計要減少1/3。

　　其實溫州經濟在幾年前就出現了下滑的苗頭，“2000年是一個拐點。”周德文回憶說。到2006年，溫州GDP增速已經低于長三角地區平均水平1.4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GDP增速首次低于全國平均增速，跌至199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溫州中小企業的困境并不能完全歸因于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次貸引起的全球經濟下滑，溫州經濟本身的一些痼疾開始暴露出來。

　　溫州屬于典型的區域性“塊狀經濟”，在一定區域內，集中生產同類產品或系列產品，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一村一品”、“一鄉一業”。這雖然給溫州帶來了“中國皮都”、“中國鎖都”、“中國電器城”等美譽，但產品趨同、經營模式趨同，依靠壓低成本打價格戰也就在所難免。而且多是勞動密集型輕工產業，利潤率薄，科技含量低。據統計，溫州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5%～8%，像一些眼鏡廠，一副眼鏡賣十幾塊錢，利潤僅為幾角甚至幾分。今年能源、勞動力、原材料等成本上漲，首當其沖的就是這些小企業。

　　另一方面，政府“扶優扶強”的政策導向使得中小企業生存環境處于劣勢。在今年銀根抽緊的形勢下，融資困難更是成為壓死很多中小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雖然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具體放貸對象并不強制，但從上半年各商業銀行放貸情況來看，小企業信貸增速明顯低于其他類信貸業務。

　　“中小企業借不到錢并不是銀行沒有錢，而是中小企業與銀行之間缺乏‘信任’。”周德文分析說。有些中小企業法律觀念淡薄，合同一簽，對我有利，就執行，對我不利，則棄如廢紙，逃債現象嚴重。這使得商業銀行一般都不傾向于把錢貸給中小企業，認為中小企業家底薄、還貸能力差、貸款風險大，而中小企業又缺乏大企業所擁有的發行企業債券、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資的手段，只得轉向“地下錢莊”等民間資本，財務成本大大增加。正如雷曼兄弟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孫明春所說：“信貸緊縮是宏觀政策，它對不同類型微觀企業會造成什么后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銀行經營體制。”

　　有分析認為，溫州七成以上的企業成長潛力較弱，人才缺乏是癥結之一。溫州的中小企業大多由家族作坊起步，逐漸做大后仍沿用家族式的管理模式，由于歷史的原因，溫州的中小企業主大都文化程度較低，沒有經過系統的現代管理知識培訓，而家族企業的“排異”性使得中小企業對外來人才“天生”排斥。

　　小額貸款之惑

　　7月14日，浙江在全省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消息一出，有關此舉是否能收編民間資本的討論一時間甚囂塵上，與媒體顯現出的巨大熱情相反，一些當事人顯得出奇地冷靜，甚至有些失望。

　　“我已經不準備申報了！門檻太高！”一家曾建言政府設立“小額貸款公司”的溫州民企老總有些忿忿地說。按照《溫州市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工作操作規程(暫行)》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發起人不僅要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級企業，而且要是管理規范、信用優良、實力雄厚的當地民營骨干企業。說白了，就是產值和納稅都居前列的制造型企業。不僅如此，從上到下，準入條件層層“加碼”，從注冊資金到年利潤率、增長率、負債率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很多中小企業望而生畏。

　　原則上每個縣(市、區)只有一個名額，省里對溫州特別照顧，多加了5個名額，但總共16張入場券仍難掩“僧多粥少”的局面。“政治攀比色彩太濃了，不申報好像就不是‘骨干’企業似的。”周德文有些無奈地說。繼正泰、德力西等龍頭老大涉足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之后，不少當地民企紛紛知難而退。

　　更重要的是，這將民間借貸的主體——從事擔保、典當等的“民間金融人士”擋在了門外。溫州有6000億的民間資本，民間金融非常活躍。“所謂‘民間金融’就是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地帶，不受法律保護。但它伴隨著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一直作為正規銀行的一種補充而客觀存在。”周德文認為溫州民間金融的正面意義不容抹殺，而小額貸款公司收編民間資本最大的障礙是“主體的游離”，真正從事民間金融的人反而投報無門。

　　“要使民間資本從地下走到地上，長遠來看，還是允許組建社區銀行、村鎮銀行、小商人銀行等民間銀行；加大金融對內開放的步伐。”據周德文了解，村鎮銀行在長興等地已有試點，對其前景他非常樂觀。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也建言，應放松金融管制，允許民間金融機構合法設立和自由經營。浙江政府明確表示，信譽好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制為村鎮銀行。這也是很多企業對小額貸款公司躍躍欲試的原因，據了解，一些擔保、典當公司采取與民營骨干企業“捆綁”申報的方式，以民營企業為主發起人，力求分得一杯羹。另一方面，很多制造業企業也希望以此為跳板進軍金融領域，將目光由實業投資轉向資本投資，拓寬發展空間。有人說，溫州人現在不“炒房”、“炒煤”，而是“炒錢”了。

　　9月，溫州第一家小額貸款公司將正式宣告成立。雖然帶著諸多疑問，但這畢竟是民間資本走出地下的一次有益試水。通過合法的渠道，賺合法的錢，是很多民間資本的愿望，小額貸款公司或是其擺脫身份危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