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經意間，呼喚多年的“經濟結構調整”似乎真的來了。但引發并伴隨著這種調整的，卻是種種未預期到的痛苦。

    浙江、江蘇兩省日前先后發布上半年經濟運行報告。報告顯示，今年1月至5月，浙江省規模以上企業有1.07萬家虧損，虧損面達19.6％；江蘇省上半年虧損企業達7132家（其中私營企業單位數3067家），虧損面同比上升1.3％；企業虧損額為152.5億元，同比上升56.5％。

    江蘇省虧損企業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化工、機械、建材、冶金、電子等行業；浙江則包括皮革、服裝、化纖、印刷在內的輕紡行業，石化、電力、通信電子等也是虧損企業“聚集區”。

    浙江工業增勢回落更為搶眼。1月至5月，規模以上企業工業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全國3.1個百分點，增長率排在第25位；利潤增長率比全國低6.8個百分點，排在第21位。

    種種跡象顯示，出口放緩、成本提升、融資困難等“內憂外患”，正使民營經濟發達的江浙兩省經濟面臨壓力。浙江省經貿委在7月中旬公布的一份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中直言：“目前企業遇到的困難之多和壓力之大，是本輪經濟增長周期以來最突出的�！�

    不過，針對坊間流傳的“浙江中小企業大量倒閉”的說法，浙江省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副局長王杰在7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否定。“浙江的中小企業的確面臨困境，但所謂的大批倒閉，是把情況擴大化了，這種說法不準確。”這位發言人說。

    沿海外向型企業究竟面臨著怎樣的“困境”？不滿足于宏觀數據，《財經》記者在7月中走訪了浙江杭州、湖州、溫州、義烏、紹興等地多家企業，也提供了結構調整的一個微小剖面。

    成本上升

    在前述經濟運行報告中，江浙兩省經貿部門不約而同地認為，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融資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持續升值、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等多重因素增加了生產成本，影響了企業增利。

    其中，江蘇企業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繼續上升，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雖有所上升，但遠低于購進價格指數；上半年前者一直高于后者9％至10％。企業主營業務成本同比上升26.8％，比利潤增幅高9.3％。

    《財經》記者了解到，“兩頭在外，高進低出”的浙江中小加工企業感受最強烈的，是從去年中以來，“進”的價格飆升，“出”的機會下降，利潤空間受到嚴重擠壓。

    浙江恒鑫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總裁戴順華介紹，汶川大地震后，全國最大的染料生產企業龍盛、閏土兩家公司在四川的生產基地受損，產量下降，染料價格在地震后一星期內翻了一倍。而在印染布料的生產中，染料占了15％左右。

    浙江嘉興市開盛時裝有限公司業務經理彭彥說，服裝業的主要投入品面輔料和印染成本，在今年上漲了約10％。企業可以與客戶協商爭取提價，但余地很小，因經常漲價容易引起客戶反感，損失訂單。

    《財經》記者走訪的數家企業都表示，除了原材料成本，今年以來上漲最大的是勞動力成本，估計今年以來工資上漲了10％至15％。而由新《勞動合同法》帶來的隱性成本上升，更是中小企業反應最為激烈的。
    溫州制鞋企業紅蜻蜓集團副總裁方宣平認為，新《勞動合同法》有利于保護勞動者、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但它來得“太急、太早”，隨后的配套措施還沒有跟上。

    企業員工也對新《勞動合同法》產生了一些誤解。對企業員工來說，上各種保險需要承擔個人付費部分，其直接效果卻可能并不明顯，特別是在目前社保沒有完全作到跨省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方宣平算了一筆賬，一位普通工人的工資大約每月1000多元，公司免費提供住宿，但需要花費伙食費200多元，加上其他開支，拿到手的工資已經不多，工人往往不愿再為社保付出100多元。

    在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大多為農民工，年輕女工比例很大。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迪對《財經》記者說，從生產角度看，這些行業季節性很強，訂單來了需要加班加點。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合同法》支付加班費，企業的負擔很大。

    因此，許多企業采取員工自愿上保險的制度。從記者走訪的幾家企業來看，除了工傷險由大部分企業全額給員工繳費，其他險種上保險的人數不足一半。

    浙江省統計局還稱，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招工難”比較突出。

    據浙江嘉興市開盛時裝有限公司業務經理彭彥介紹，服裝行業的人員流動很大，目前招聘工人非常困難，特別是熟練的技工。

    《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內服裝行業競爭非常激烈，很多工廠都在招聘，工作機會比較充裕，因此工人對是否長時間在一家企業工作并不敏感。隨著部分企業遷至內地生產，一些出門在外的農民工也回到家鄉。此外，由于服裝企業“門檻”很低，一些工人學會技術以后，紛紛自己辦起了企業。這些因素都可能引發了企業的招工困難，進而形成成本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