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世里，有時需要的，不過是一丁點的責任、一絲縷的愛心

　　得到哥哥去世的噩耗，是臨近春節的一個凌晨，此時的我還遠在千里之外，我趕緊匆匆乘車向哥哥所在的城市奔去。 

    安葬了哥哥，疲倦的我卻怎么也睡不著，最后哥哥的皮鞋在我眼前定格，怎么也揮之不去。

　　哥哥一輩子只穿過一雙皮鞋，嚴格說來那雙皮鞋也不是哥哥的。按他當年每月32元錢工資和他平日生活的節儉，他是絕不會花上2.3元錢買雙皮鞋穿的。因為父親在鞋廠工作的緣故，一個鞏姓工友委托哥哥讓父親幫著做雙皮鞋結婚時穿，2塊6毛錢。等哥哥休假完畢抱著皮鞋回到廠里，那位工友卻因公犧牲了。皮鞋失去了真正的主人，哥哥就留下自己穿用，也成了對工友最好的紀念。要說那雙皮鞋若按現在的時興樣子，一點也不美觀，但因為是純牛皮里面，純手工制作，的確結實耐穿，再配上哥哥工人階級的身份、中等敦實的身材，穿在他的腳上真是再合適不過。

　　哥哥生于1930年，我是哥哥最小的弟弟，年齡差距超過20歲，哥哥也像我的父親。以至于在外生活的幾十年，每當聽到《北國之春》中“家兄酷似老父親，一對沉默寡言人，可曾閑來愁苦酒，偶爾相對飲幾盅”的歌詞，就特別激起我的感慨和思念。哥哥乳名叫黑牛，其實哥哥并不黑。為什么父母給哥哥取這么個名字，或許是生于苦難亂世，父母希望未來的兒子像牛一樣健壯結實；抑或是因為牛生來就不懼怕艱難，從不抱怨，一直沉穩地向前走。哥哥的一生，也確實像了他的乳名，5歲就隨父母下地，9歲就扶犁耕田，13歲能跟父親一天走上百里地去拉炭。干活不惜力氣，從不和父母討價還價與弟妹比吃比穿。為了養家糊口，16歲時就到城市找活干，別人不愿干的活他干，別人不能吃的苦他吃。扛洋灰（水泥）、砸石膏、掏茅坑這些最苦最累最臟的活他都干過,吃不飽穿不暖，他累得開始尿血，年紀輕輕就得了腎炎。解放后，工廠的領導看他有責任心，干活又像拼命三郎，就招他做了一名正式搬運工。還在我少年時期，家里年年都收到哥哥廠里寄來的“先進工作者”獎狀。

　　說到那雙皮鞋，不由得讓我想起一個驚險的事情，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至今想起來依然歷歷在目。1963年陽春的一天，休假回家的哥哥借了輛自行車帶我到縣城看姑姑，我清楚地記著哥哥就穿著那雙他從不輕易穿的皮鞋。進城的路上，要翻過兩個大坡一個河灣，在拐過最后一個大坡經過河灣時，只見七八個婦女正在河里洗衣服，四五個小孩子背對著我們在路中央玩過家家。自行車靠著慣性越來越快，任憑哥哥怎么剎也剎不住，我嚇得一身冷汗，就在自行車與小孩相撞的瞬間，我趕緊閉上了眼睛。“哐當”，當我睜開眼睛時，哥哥和我都被自行車重重地壓在河灣邊的懸崖上，自行車的前輪大半個懸在空中，不是自行車壓在身上，我們哥倆非摔下河灣不可。忽然聽到震響，有的小孩嚇得目瞪口呆，有的則哇哇大哭，洗衣服的婦女來不及穿鞋擦手循著哭聲跑來，看看孩子個個沒事，才七手八腳幫著扶起我們兄弟倆。哥哥的一只手流著血，腳也被自行車蹩了一下，我的棉褲則劃開了一個大口子露著棉花。再看哥哥的那雙皮鞋，一只早跌落在河灣里。哥哥摸了摸我的頭，算是安慰，然后提著一只皮鞋，一瘸一拐走到孩子們身邊，向家長賠禮道歉。看孩子們沒事，才長長吁了口氣。若干年后，我和哥哥談起這件事，他平靜地對我說：“當時那個情況，咱寧可摔成殘廢，也不能傷了孩子。”我在細細地想，這是不是一種責任，一種愛心？塵世里，有時需要的，不過是一丁點的責任，一絲縷的愛心，有了她就會嗅到人性的芬芳。

　　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我竟鬼使神差般地爬起來，在墻角邊，壁櫥里，鞋柜中尋找哥哥的皮鞋。找遍了各個角落也沒有，我的眼睛濕潤了，倒是哥哥的形象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