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的羅斌終于接到了一單好生意。早上六點他就催促手下的10個工人起床，將裝在木箱盒子里的各式各樣的銅構件裝載到卡車上。“十點半發貨”，羅高興地對工人們說。

    作為溫州市附近有“中國電器之都”美名的柳市鎮的一家銅加工小企業主，羅太渴望有這樣的生意了。在過去整整1年，他和這里大大小小的同行一樣，面臨越來越大的資金周轉壓力——以目前的銅價，過去只需50萬元資金就可周轉的單子，現在需要150多萬元。由于缺少資金，羅只能減少庫存，采取“小批多次”的進貨方式，但較低的庫存經常無法保證企業穩定生產，運輸費也超支，他還要養活工人。在剛剛為自己的產品小幅度漲價5%后，銷售量就比上月減少了10%。當地已有不少銅加工企業頂不住紛紛減產，甚至停產。羅不為所動，他說服妻子將所有的現金壓上。

    但僅僅兩個小時后，羅又一次遭到了打擊，采購商在八點打來電話，要求維持以往的價格，而且希望能夠將貨款推遲一個月。羅接完電話，在那里發呆，不斷打哈欠，“肯定不行，生意沒法做了”，他對工人們無奈地說完，就退身屋內，爬到房頂上望著甌江吸煙。腳下的屋頂上是淘洗上來的銅屑，在銅屑旁邊矗立著一整塊鋁板，上面用紅色油漆寫著銅構件加工以及羅的手機號碼。

    在中國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溫州以及長三角地帶，這樣的故事有可能每天都在上演。對羅這樣的小型企業以及產業鏈上的中大型企業來說，過去的一年，似乎是災難性的一年——勞動力、土地和電力價格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上漲；銅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價格則呈指數級上漲。而根據浙江省電器行業協會秘書長胡里本的估計，新《勞動法》實施后人工費用加上原材料上漲，僅僅這兩項企業就需要多增加80%的生產成本。

    “形同割肉，我們深陷其中，卻無能為力。”華通機電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成文說。華通機電是國內最大的高、低壓電器、成套電氣、儀器儀表、電力變壓器等機電產品制造商之一，2007年銷售額是36.3億元，并有接近7000萬美元的出口。他隨手拿起桌子上的斷路器對記者說，“10年前的價格甚至比現在的還要高。”這意味著華通機電一年的利潤實際遠遠低于預期。在一次廣交會上，他看到一個蠟燭企業推出造型新穎的蠟燭，三顆蠟燭利潤就超過3美元，當時他感慨，相比之下，自己還處在利潤生死線上。

    能夠制造出全球最具競爭力商品的溫州卻無法留住賴以生存的利潤，這看起來有些奇怪——這個中國制造的勃興之地在過去20年中已經成為全球最成功的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而現在卻有數以百計家工廠棄之而去。受困于高漲的成本、冷酷無情的低價競爭和日益嚴格的監管，這一傳統優勢制造中心在競爭中漸感吃力。新的勞動法加重的納稅負擔，以及更為嚴格的環保法規和日益走強的人民幣，這一切都在擠占在溫州占據絕對數量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內的利潤空間。

    不僅如此，珠三角和長三角亦面臨同樣的困境，瑞士銀行在年初的一份報告中稱，今年可能是中國制造廠商的盈利能力終遭重創的開始。預言沒錯，在珠三角不少企業作出了同樣的選擇——部分廠商將永久停業，一些將搬遷到中國內陸，還有一些會遷出中國。而根據香港工業總會預計，珠三角地區的6萬至7萬家港資工廠中，今年將有10%停產，這一比率可能是20年來最高的。

    跨國公司同樣感到了變化，一項由博思艾倫咨詢公司（BoozAllenHamilton）及上海美國商會（TheAmericanChamberofCommerceShanghai）今年3月對中國境內66家外資制造企業的調查顯示，54%的受訪公司認為中國對比其他低成本國家正失去其競爭力。

　　價格戰的惡性循環

    盡管如此，羅斌每天還是在工廠呆很長時間，跟手下的工人們一樣賣力干活。他住在樓上，樓下是一個二手車床，工人們就住在與車床一墻之隔的房間內。羅斌雖然年輕，但已經在這個行業積累了很多年，客戶在柳市鎮遍布。羅過去的經驗一直認為，在這里，只要質量好、有信用、價格足夠低，就不愁找不到買家，人們藉此生產同樣的東西，用近乎透明的價格和技術生產。

    這種體制性弱點在眼下的溫州商業模式中愈發明顯，只是多數人對此視而不見——他們已經在類似的經濟模式的壓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創新產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創意和更合理的組織管理水平，幾乎被忽視了。

    對羅斌們來說，觀察位于柳市鎮中心的正泰、德力西的一舉一動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在柳市方圓不到15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低壓電器企業超過3000個，大多都是正泰、德力西的供應商——從自動剝線機到電阻成型機，斷路器到電源開關，交流接觸器到繼電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當數千家競爭者生產同樣的產品，你如何樹立自己的競爭力，答案往往直接而無奈——足夠低的價格。

    在羅的眼中，大佬們通常會成為搶食者。德力西似乎是當地并不受歡迎的企業，在過去的屢次行業性調價中，德力西總是扮演著背信棄義者——每當新一輪集體降價或提價開始，德力西總是逆向而動。在3月份剛剛進行的一次調價中，德力西再次充當了絞殺者——它甚至改變了以往只針對經銷商的降價策略，而直接讓利給終端。在很多競爭者看來，德力西的老板胡成中幾乎掐斷了所有人的后路——他宣布將通常占據市場大約20％份額的大漏電系列和觸電器再次降價8％。“這等于把我們逼迫到火山口上，如果算上經銷商的返點，我懷疑這樣的價格甚至連保本都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說。

    浙江省電器行業協會秘書長胡里本曾試圖充當中間的利益仲裁者和調解人。這位已過天命之年的老人為此屢敗屢戰，他最后發現這么做是徒勞的——多數企業家相信賺錢是自己的天賦，與他人無關。“我記不清楚集體調價失敗過多少次了，桌面上達成的協議，到了桌下就成了一堆廢紙。”胡里本說。

    這意味著溫州制造業正面臨著一種奇怪的現象：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但銷售價格卻因為惡性競爭而不斷下降。事實上不僅在低壓電器行業，溫州其他代表性行業，如鞋和服裝，同樣如此。

    林友平就是見證者。一年前，他在溫州火車站站前以每月4500元的價格租賃下40平方米的店面經營皮鞋生意，在看他看來，這里人潮涌動，應該是一個只賺不賠的買賣，但是在春節過后，他發現周圍的商家都開始打起折來，多數只有不到六折。在他的周圍盤亙著康奈、意爾康、吉爾達、奧康等品牌都在進行集體拋售，一雙平時在300元左右的鞋子，通常只賣150元。在超過4000家制鞋企業中，林的這個店面只不過是一條普普通通的小魚。“這些更低價格的鞋子很快讓我頂不住了。”林說。

    唯一的好消息似乎是，這些低價鞋子對美的出口開始增長。受次貸危機影響，美國消費購買力下降，對檔次較高的鞋類產品需求量明顯下降。一份來自溫州檢驗檢疫局的鞋類出口報告顯示今年1-3月，溫州鞋類對美出口1654批，891.37萬雙，4087.39萬美金，同比批次、數量、金額分別上升63.6%、31.25%和31.95%。但其增長多以生產中低檔合成革鞋為主，而附加值較高的皮鞋則并無增長。但這似乎只是表面繁榮，因為溫州鞋對美出口增長，但價格卻同比下挫接近20%。

  不難看出更大的隱憂已經開始出現——以生產中高檔鞋為主的珠三角地區的鞋類企業倒閉近千家，倒閉企業的客戶開始將訂單轉至溫州鞋企；由于環境不樂觀，部分溫州鞋類企業出于企業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接受以前不愿接受的一些價位較低、利潤空間很少的美國客戶訂單；出于對人民幣升值的擔憂，一部分企業將交貨期未到的訂單提前交貨。

    “整個服裝行業同樣都舉步維艱，困難最大的是僑貿服裝企業。”溫州服裝商會副秘書長鄭旭峰說。在溫州中小型服裝企業中，由于家族血緣關系濃厚，不少商人習慣自產自銷，通過遠在國外的華人華僑親屬推銷。這類企業通常企業規模很小，手工勞作，利潤微薄。僑貿的方式比較靈活，有利于小宗貨物貿易，但做服裝貿易的華僑，很多也是做服裝出身，對外貿服裝的成本計算很內行，往往會把面料、鈕扣和做工等成本算得一清二楚，然后再算給一些微薄的利潤，單件服裝的價格壓得很低。而且一般是先發貨后付款，碰上市場行情不好，拖欠貨款也時有發生。以人情為基礎的僑貿，其不規范性使得欠債賒賬成了企業主的一塊心病。

    海洲服飾董事長李林鋒曾經有類似的痛苦經歷。去年春節的前兩天，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打電話催債，即使春節過后，還有60萬歐元的貨款無法到位，而這些貨款還是前年親戚朋友們欠下的。“一年比一年艱難。”溫州丑鴨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潘躍說。在過去的幾個月，他的公司只有一半的貨款到。他坦言，“明年可能一半的應收款都不能到位，而且這種趨勢將持續下去”。

　　“破產之城”？

    在成本和價格出現往相反方向變化的時候，等待實力稍弱企業的命運，或許只有關閉這一條路。對于現在多數溫州商人而言，轉業破產似乎早已司空見慣了。這個寶馬汽車數量占據全國1／4、中華香煙每年抽掉7億的聚金之地，似乎正從“老板之城”變成“破產之城”。

    溫州龍灣工業園區，與夜市瘋狂傾銷的場面相比，白天這里反倒冷清很多，下午不到五點就草草收工了。這里的鞋廠通常計件發放工資，一雙30美元的鞋子他們可以賺到五角錢。在彌散著化學膠水味道的制鞋車間里，那些熟練的女工平均每月的工資可高達兩三千元，而且勞動環境寬松了很多——他們只要干完手頭分配的活，就可以隨時下班，工廠也不要求加班。而在去年八九月份，他們身后的鞋子還一直堆到天花板上。這里有“中國鞋都”之稱，超過60%用于出口，但平均單價通常只有不到5美元。

    無疑，洗牌正在不知不覺中加劇。5年前這里有超過5000家鞋廠，而現在只有不到一半活了下來。而根據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剛剛過去的第一個季度中，倒閉轉產的制鞋企業超過了70家，那些存活下來的工廠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留住人——在龍灣工業區內，不少鞋廠門口的牌子上都用紅筆寫著招聘啟事，吸引工人的條件五花八門，比如提供夫妻房、住房補貼、提供自行做飯的場所、如果親戚都在工廠工資，則推薦者可以得到數百元不等的獎勵。

    在離龍灣工業園區不遠的溫州技術開發區內，企業猝死的事件同樣時有發生。最極端的案例是，去年10月初，溫州華杉服裝廠的工人們被通知開緊急會議，聲稱要突擊檢查需要歇業整頓3天。3天之后，人們發現這家工廠設備以及物料都奇跡般蒸發了。

這家公司的老板吳理勇、吳理武兄弟不見去向。憤怒的工人一度阻塞了當地政府門前的道路——老板甚至將工資以及進廠押金都席卷一空。時光倒退到半年前，吳氏兄弟還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剛過不惑之年的吳氏兄弟以家庭作坊起家，2007年之前一直在樂清市磐石鎮開辦服裝廠，在這里一步步站穩腳跟。為了擴大規模，吳決定轉戰溫州，而華杉則是其并購的溫州當地一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服裝企業，擁有廠房面積多達數萬平方米，一度擁有員工1200人。

    類似的惡性逃匿事件，絕非僅此一例。今年開春時節到5月，是服裝貿易型企業公認的淡季。根據溫州市經貿委的調查，2007年底，僅樂清和溫州開發區就有6家企業因資金鏈問題而倒閉，涉及的資金高達4億多元。事發之后，溫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則不得不實行“清欠工資”職能，進行了全面排查工資發放情況的整治活動。“很多企業都因為相互拆借和三角債很難熬下去。”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

    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的趨勢悄悄出現，很多利潤微薄的企業鋌而走險進行地下融資，以緩解資金困難。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企業眼中，溫州民間金融正從“地攤”形態正逐步登堂入室，企業家對之愛恨交加。“民間私下拆借的興起反映微利時代企業家的無奈。”周說。來自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涉及民間借貸利率的監測數據表明，這一偏保守的官方數據表明，1月份溫州民間借貸月息達到創紀錄的11.77‰。“溫州民間借貸大部分依靠人際關系，一般只打個借條，借條上甚至連資金借出方的姓名都沒有，利率多是只有口頭協商或隨行就市。甚至有一批專門的金融掮客以此為業。”浙江金克明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合敬說。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則是在溫州幾乎少有破產的官司接手。“如果你做破產方面的律師，那就等于餓死。”林認為溫州盡管催生了強大的市場經濟，但產權和法律意識依然淡漠。溫州人可以了無聲息地關門，但并不習慣嚴格意義上的企業破產注銷，“他們的契約通常只寫在一個巴掌大的紙上，有時候連一片紙都沒有”。

　　破局和重生

    或許讓外界感到欣慰的是，溫州并不擔心被外界遺忘，這個城市每天都有無數企業破產，也有無數企業絕處逢生。

    “轉變得并不太晚。”溫州新天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白植平說。白的出生地溫州平陽以生產低端編織袋和皮革加工而著稱，但白并沒有步此后塵，而是一直從事資產投資。白是溫州這個領域最資深的玩家之一，曾經在13年前創立溫州財團，如今是國內葡萄酒行業中最隱秘的權勢人物之一。后者在去年染指近幾年陷入困境的*ST新天，后者在新疆腹地擁有亞洲最大的18萬畝釀酒葡萄種植園。

    與一般玩家從實業進入金融業投資運作的正常軌跡不同，白長期從事大型基建、地產、酒店業，均收獲不菲，當人們掘金股市的時候，他卻想到了實業投資。白曾經當過知青、醫生，之后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如今他希望把杯中的新天葡萄酒變成國內最有競爭力的葡萄酒生產商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白是孤獨的投資者。而僅僅就在去年，白所在的寫字樓里一下就冒出來10多家創業投資公司，這些投資公司主要涉及礦業、證券、IPO、定向增發等。“這是一個好兆頭。”白說。

    得益于原始積累的完成，大概從2005年前后，制造型企業往多元化轉型在溫州成為一股風潮。華士服飾董事長曾旭光數年前已開始涉足石油流通和有色金屬領域，曾從美國新加坡等地運送原油，通過上海進行中轉，目前每天有8到10艘輪船為曾運送石油，僅石油銷售收入每月就突破2億。

   溫州圣雄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圣雄則是另一個資源型玩家。所創立的圣雄皮革公司是溫州數一數二的行業巨頭，在全國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以皮革業起家是溫州第一批嗅到礦業財富價值的人，在皮革業如日中天之后在礦產領域多有斬獲，林先后在山西、內蒙古有眾多的礦業投資。如今，林將視野重新瞄準新疆托克遜縣的金屬硅和多晶硅礦區。這個年產50萬噸金屬硅及1萬噸多晶硅的項目，目前進展順利。

    地產是諸多企業的不二之選——報喜鳥、莊吉、法派等品牌服裝企業以及溫州最大的鞋業巨頭奧康、紅蜻蜓都紛紛涉足其中。溫州本土知名經濟學者馬津龍估計大約70％的企業都涉足房產投資，由于房產最近幾年一直是賣方市場，這些企業收益都非常可觀。“投機性市場有高收益，但是人們的套利行為最終會把投機性市場的期望收益拉回至一般產品市場相均衡的水平。”

    但多元化選擇畢竟和制造本身關聯不多。不少分析人士認為，要解決溫州制造業的困局，要么顛覆創新，提高制造水平和含量,要么遷徙，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再不痛下決心提升管理水平和創新水平就只有窮途末路了。”興樂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虞文品說。盡管虞是國內電纜行業的榜眼企業，但依然無法沖銷原材料上漲的壓力，這讓他不得不對傳統創新思路作出改進——改變了傳統電纜中以純銅做導體的固有思路，將銅與鋁的性能合二為一，創新出銅包鋁電纜。“性能大致相當，和純銅電纜相比，價格卻可以降低30％，重量可以減輕60％。”虞文品認為。這項技術的問世驟然間就給他帶了多達上億元的訂單。

    但大多數中小型企業還是選擇了最溫和、最平穩的進化方式：遷徙。陳麗芳是先知先覺者——3年前，她就轉賣掉在溫州當地的銅絲加工企業的股權，將企業搬往江西鷹潭。而陳的公司業績正蒸蒸日上，在當地同行業中排名前五名的企業，陳即擁有兩家。在她看來，搬遷是早晚的事情——溫州在資源、成本等方面已經喪失了原有的競爭力。溫州工業用地已經飛漲至二三百萬一畝，銅原料完全依賴第三方物流，銀行貸款非常困難；而鷹潭則是國內最大的銅產品生產基地，其工業用地成本僅僅只有幾萬元，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較大。“比較之下沒有什么好猶豫的。”她僅僅只考慮了兩天就變賣了所持有的股份。

    陳破釜沉舟式的決然引來了不少效仿者。溫州市銅產業協會會長馮茂勛權衡之下也把自己的企業轉移到貴溪，連同他一起轉移的還有當地4家規模很大的同類企業。陳并非孤獨的外遷者——根據溫州統計局的不完全統計結果顯示，近1年來溫州外遷企業多達1000余家，整體遷移的將占1／4之多。溫州人的聚集效果明顯而直接——在剛剛過去的1年，鷹潭工業園區的業務總收入增加了兩倍，一舉突破百億元大關，戲劇性地在主營業務收入、工業增加值、財政收入、上交稅金四項指標上上增幅在該省排名第一。

    在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看來，遷徙本身推動了中國出口行業從傳統的集群地區，傳統的沿海三角地帶，平穩擴散到較為貧窮、成本更低的內陸省份，其產業轉移進而正發揮著減緩不斷上揚的“中國價格”上行壓力的作用，這其中充滿了自我調理的意味。“對于沉疾已久的溫州來說，這是一次無奈痛苦的被迫轉身。”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