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強大的新的專業化城鎮越來越成為最適合下訂單的地方”

　　中國產業集群的規模和影響力實際上超過了許多人的想象。這里僅舉一例。

　　在江蘇揚州杭集鎮36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有80多家牙刷生產企業和1600多家牙刷相關企業，2萬多人從事與牙刷生產相關的工作，一些企業除打造自己的品牌外，也承接了國外企業的訂單。國外的大型零售商和采購商將大量的訂單下在了中國的產業集群中。《紐約時報》曾對中國做了這樣的報道：“從紐約到東京的買主希望能夠一次性采購50萬雙襪子, 30萬條領帶，10萬件童裝，或5萬件36B的胸罩……中國強大的新的專業化城鎮越來越成為最適合下訂單的地方……在那里，集群或網絡中的企業相互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發展技術，共享集中性供應中心的便利。”

　　長期以來，歐美一些貿易保護主義者指責中國通過壓榨廉價勞動力、政府補貼和操縱匯率向世界傾銷商品。他們卻完全看不到在生產中能夠提高效率、控制成本的集群力量。中國的產業集群中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已經得到政府和行業協會的高度重視。中國紡織工業行業協會率先在十個左右紡織服裝集群內選擇百家骨干企業建立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CSC9000T，對上千家中小紡織服裝企業進行社會責任培訓，通過自律樹立企業、行業良好形象，營造公平貿易環境，構建負責任的供應鏈，以實現行業可持續發展。

　　2007年11月23日，國家發改委出臺了《關于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稱《若干意見》)，在自主創新、生產性服務業、產業轉移等方面對國內產業集群的發展提出了宏觀指導意見。這個文件的重要性，在于表明了中央對于目前產業集群的認識和基本態度。

　　時尚的集群與混亂的概念

　　國家或區域競爭優勢產業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在一些地方，例如美國的電影產業在好萊塢、意大利的毛紡織在普拉托，相關企業在地理上靠近而且能充分互動，大量相關行業的人才和技術集聚到一定規模會釋放出創新的能量，這些地方就是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下文簡稱集群)。世界財富主要是在這些專業化區域內創造的。

　　在特定的產業領域，相互聯系的公司和關聯的機構在地理上集聚的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也很普遍。根據我們對中國沿海和中部15個省份的不完全統計，同行業的企業集聚的區域有五百多個，專業化非常顯著，有大瀝鋁型材、陳村花卉、古鎮燈飾、永康滑板車、洛舍鋼琴、安陸糧機、大芬油畫、王慶坨自行車、新都家具、澄海玩具、泰達微電子等等，舉不勝舉。這說明企業獲得效益不僅在于內部效率，還取決于企業的外部，從集聚中獲得外部經濟，從而降低成本。

　　這些集群內，供應商和制造商鄰近，專業勞動力市場發達，通過分工合作，創造了低廉的成本。區域之間的分工也越來越清晰，溫州的男鞋、成都的女鞋、晉江的運動鞋……中國兩萬多家鞋業企業集聚在以東莞、溫州、晉江和成都為中心的四大鞋業基地。

　　在江蘇揚州杭集鎮，大規模的牙刷生產吸引了相關企業，例如生產聚氯乙烯材料的瓊化集團和生產包裝材料的山鷹紙業等，也吸引了生產牙膏的廣西著名企業兩面針集團。外部經濟導致了成本的降低，在這里一支牙刷的成本只有不到五分錢。跨國公司高露潔兼并三笑集團的牙刷業務，將世界牙刷生產基地放在了杭集，這促使本地的五愛、明星、杰英特等初具規模的牙刷企業不斷謀求創新，申請了大量專利，帶動了大量小企業甚至家庭作坊的發展。如今杭集牙刷產量占國內市場的80%和國際市場的30%。牙刷產業又催生了從事賓館用一次性旅游用品生產的大批企業。

　　但是，中國的大多數集群并不是建立在基于創新的競爭優勢上，更多的來自于低成本的比較優勢。但在國內集群成為時尚的今天，概念的混亂還不僅體現在創新性集群與低成本集群的混淆，集群還與其他概念纏在了一起，如專業化城市、特色產業部門、產業鏈、工業園區……以“集群”的稱號出現在政府的紅頭文件和規劃文本中，有的只強調了企業在地理上的鄰近，如工業園區；有的只看到了企業間的投入產出聯系，如產業鏈；有的只停留在對產業特征的簡單認識，如專業化城市和特色產業部門。以“打造產業鏈”等為目標的集群政策可能因為目標和認識的錯位而造成資源的浪費，難以實現預期。一些集群發展中存在著缺乏科學規劃、自主創新能力欠缺、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環境污染嚴重等許多問題。

　　成功的集群往往是自發形成的，但政府對集群進行積極引導和調控也很必要。我國沿海地區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群，早期的發展過程與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密切關系，比如，杭集牙刷企業中的三笑、五愛和明星等許多企業，早期都是以鄉、鎮集體企業的名義發展起來的。地方的政府官員為這些鄉鎮企業積極創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地方政府通過創建交易市場、舉辦交易會，擴大了企業的銷售渠道，吸引了眾多上下游企業進入，還促成了地方集群品牌的形成。此外，地方政府的科技和經濟部門還在這些專業城鎮建立了技術創新中心等共性技術支持平臺，有效地促進了集群發展。

    集群升級，擺脫價值鏈的低端位置

　　集群的優勢引起了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商務部、信息產業部、文化部、中國服裝工業協會、中國珠寶產業協會等很多領導部門和協會的重視。集群發展戰略正在被納入國家和地方的產業及科技發展政策中。例如，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先后認定了一百多個紡織服裝集群，其中以服裝為主如廣東的虎門休閑裝、大朗毛織、均安牛仔、鹽步內衣，福建石獅休閑裝，浙江的溫州男裝、寧波西服等。中國皮革協會認定了 8個皮革特色區域，有溫州、海寧、花都(獅嶺鎮)、辛集、桐鄉(崇福鎮)、肅寧、成都(武侯區)、重慶璧山等。深圳羅湖、廣州番禺等十幾個專業加工珠寶的市鎮也引起了中國珠寶行業協會的高度重視。國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在2007年6月認定了157個特色產業基地和50個集群試點。此外，一些跨國公司也密切關注我國集群對其決策的影響。

　　近幾年來，一些省份對集群發展提出了目標要求、指導意見和配套政策。2004年，福建省出臺了《關于加快產業集聚培育集群的若干意見》，之后又公布了《金融信貸支持福建加快產業集聚培育發展集群的指導意見的通知》；2005年，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集群升級示范區建設指導意見》；河北省出臺了《關于加快中小企業集群發展的指導意見》；2006年，湖北省出臺了《關于促進重點成長型集群發展的指導意見》。集群也已經受到了中央一級的重視。 2005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及要“推進專業化協作和集群發展”。

　　要在國家和區域產業發展政策中正確地全面運用集群發展戰略，當務之急是從宏觀上把握我國集群發展動態。我國目前主要是依靠降低成本而生存的低端集群，這有利于跨國公司的全球采購，但是在對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方面，作用還并不大。如果不注意集群的升級問題，將是很危險的，會造成產業衰退。其實，那些不景氣的老工業區也是一種產業集聚，所以并不能繼續打造低端的產業集群。

　　兩個月前國家發改委下發的這份《關于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若干意見》，對于我國集群發展現狀的認識是客觀合理的。“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年來，集群已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組織形式和載體”，但是，國內集群大多數仍處于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值較低，缺乏自主品牌和創新能力。因此，自主創新對于現階段許多集群是非常緊迫的任務。《若干意見》中提出的“促進傳統集群加快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設計加工(ODM)、自主品牌生產(OBM)轉變”、“引導企業采用國內外先進技術標準”、“加強產學研聯合”、“打擊假冒偽劣行為”等方面的建議是適宜的。地方政府結合這些建議和本地情況可以采取或強化一些措施，包括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建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規范技術貿易市場、設立技術服務中心和鼓勵企業向國外企業學習等等。

　　在發展生產性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又稱生產者服務業)方面，《若干意見》主要強調了第三方信息平臺、現代物流體系、職業培訓機構等方面，對于金融、咨詢、法律等服務業沒有強調，而這類服務業是否能得到發展是集群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生產性服務業是逐漸衍變出來的，而不是憑空打造的。

　　集群中普遍存在知識產權保護缺乏、行業過度競爭而壓低成本的問題，迫切需要知識產權保護的服務。這一點《若干意見》中沒有提到，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歐新黔副主任在亞歐中小企業部長會議上的發言中強調了，這是集群發展中的一個關鍵。

　　《若干意見》中將產業轉移單列出來，有非常強烈的現實背景。這幾年來，沿海許多集群中的企業由于受到了土地、能源、環境等因素的制約，紛紛轉移到了中西部，甚至轉移到了越南等國。從區域協調發展的角度看，產業轉移是應該提倡的。最近，中央也積極通過政策引導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比如商務部和海關總署2007年8月聯合發布44號公告，對列入限制類的商品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并且對東部和中西部實行了差別政策，東部實行“實轉”的同時，中西部仍保留原來“空轉”政策，以促進相關企業向中西部遷移。《若干意見》也對產業轉移采取了鼓勵的態度，但特別強調了產業轉移中的污染問題，“禁止‘兩高一資’和已明令禁止的落后生產能力轉移”。

　　在實際的產業轉移過程中，由于涉及包括遷出地和遷入地兩個或多個地區，相關的政府應該加強溝通、協調和合作，在產業轉移方式上不斷創新，引導產業轉移的節奏和規模，比如廣東省的“產業轉移園”建設就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

　　到目前為止，《若干意見》是中央對于集群提出的最明確、最系統的一部文件，對于各地集群的政策法規和規劃將產生重要的影響。應該看到的是，我國的很多集群處在全球采購價值鏈中最低的加工制造環節，距離創新性集群的路子還很遙遠。在《若干意見》出臺之后，要提升集群的競爭力，地方政府不能只是做一般性規劃，或對中央政策的簡單傳達，要真正下工夫弄明白企業的需求是什么，培育創業和創新氛圍？這是集群發展最關鍵的問題。

　　王緝慈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國際地理聯合會經濟空間動態委員會指導委員、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主要從事產業集群和區域發展方面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現代工業地理學》、《新的產業空間：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與布局》、《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