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企業外遷輿論風潮，實際上從另一個層面檢閱了珠三角制造業的現狀。一方面，企業外遷有利于廣東騰籠換鳥——騰出足夠的土地、勞動力、公共服務等資源，服務于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擴大再生產，吸引新的高附加值產業進入。另一方面，產業轉移和升級喊了多年，但傳統的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珠三角仍占據著主要份額，也許要飛走的“麻雀”很多。但如何通過解放思想，加大吸引“鳳凰”的落戶，對各地來說無疑是嚴峻的挑戰。

　　企業外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成本增加，但日益高漲的原材料價格、短缺的土地和勞動力、人民幣的大幅升值、日益嚴格的政策環境等到底給企業增加了多少成本？在珠三角辦企業究竟還有沒有得賺？

　　企業綜合成本過去一年至少增加17%

　　東莞龍順木業有限公司是大嶺山鎮的一家中型企業，年出口額約為1億人民幣，進入2007年以來，該公司經理謝先生看到財務報表上的數字就發愁，目前公司的利潤很低，“就是沒錢賺，只能用以前的利潤來養著廠子。”

　　謝先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除開一些微觀市場因素的影響，從整個宏觀層面上，勞動力成本增加3%，按照現在人民幣的升值趨勢，這塊記入6%的成本，還有出口退稅對來料加工企業的影響，成本起碼增加了8%，他們企業從去年到今年需要面對成本至少要增加17%的現實。“為什么有企業搬到越南，原因也是這17%的差別。”謝先生告訴記者。

　　每月要為一名普通工人支付2000多元

　　2007年9月1日起，勞動力密集型企業最為集中的東莞市，工人最低工資標準從574元/月提高到了690元/月；從今年4月1日起，最低工資標準又要提高到770元/月。圣心食品廠的老板盧汝滔說，工人每100元工資中就有30元是新增加的成本。而松江鞋材廠董事長柏再駿更是指出，《勞動合同法》提高了用工成本，工廠每月要為一個普通工人支付2000多元。

　　勞動力成本的逐步上升直接導致招工的困難和人才的流失。例如在廣州，2007年企業月薪集中在1100－2000元的月薪區間，而900元以下的企業占7%，紡織、制鞋等企業的平均薪酬僅有960元，2008年開年，企業給出的入職薪酬平均為1160元/月。在崗薪水比新入職員工平均薪酬還要低200元。

　　人才流失致高新企業“漸進式外遷”

    除了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著勞動力成本流失的局面外，高新企業較為集中的深圳同樣為此苦惱。來自深圳科信局的消息顯示，深圳的物價特別是房價上漲迅猛，企業的研發支出和個人生存成本迅速上升，對人才的吸引力嚴重下降。據對一些企業和科研機構的調查，不僅過去一直存在的高素質領軍人才十分匱乏，就連中級技術人才都嚴重不足。存量留不住，增量進不來，缺乏技術人才已經成為困擾高新技術企業技術研發的重要障礙。

    國內無線搜索領域知名公司深圳宜搜CEO汪溪說：“在深圳我們花30萬元年薪都很難找到搜索方面的專才，這是因為傳統互聯網產業中心在北京，大部分人才都聚集在北京。”正因如此，深圳宜搜的總部雖然設在深圳，但卻把研發中心設在了北京。華為、中興、比亞迪（行情,資訊,評論）等深圳知名的高新企業長期以來一直在全國各地部署研發基地。

    原材料價格大漲企業撐不住 

    物價的上漲，尤其是原材料的上漲，讓珠三角不少企業利潤難以維系。皮革鞋業協會秘書長黃春明估計，2007年制鞋企業的原材料價格上漲了30%。據中國最大的女鞋出口制造商華堅集團總裁、亞洲鞋業協會主席張華榮介紹，2007年該集團將訂單價格上調了3%，利潤卻下降了5%。 

    有類似遭遇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還有家具業。東莞名家具俱樂部執行秘書長王獵說，2006年5月板材開始漲價，到當年8月，板材價格漲幅累計達到了40%－50%，2007年板材的價格繼續上漲。 

    土地資源緊張為企業發展瓶頸 

    在珠三角，一些大中型企業的增產擴產，也因土地資源缺乏和電力供應偏緊而受到嚴重影響，一些項目被迫轉移到其他地區。

    據了解，東莞目前可供利用的土地不足40萬畝，按照目前每年消耗3萬畝計算，十幾年內將耗盡。有的已簽訂投資協議的項目因用地得不到落實而撤走，有的洽談項目因用地無法滿足其規模所需而轉向其他地方，有些有投資意向的投資商也因土地的制約而暫緩簽訂投資協議。 

    由于土地資源緊張，國家2006年9月頒布政策要求工業用地也必須招拍掛出讓。2007年開始，以廣州為首的珠三角城市紛紛響應國家政策，招拍掛出讓工業用地，導致工業樓宇價格的直接上漲，地產的壓力更加巨大。廣東省土地學會對2007年土地市場進行分析時指出，各地工業用地的出讓價格上漲40%—60%。

    政策環境多變打擊投資者信心

    政策的不穩定、不可預期，對外來投資者心理的打擊更是致命的。去年以來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加工貿易政策的頻繁調整，不可避免地導致外來投資者強烈的不安全感，加之我國周邊國家如越南不斷地修改出臺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對部分投資者誘惑很大，已經不少港資、臺資企業紛紛到越南考察圈地，政策變動影響不可低估。

    不少外資企業擔心，國家接下來還將加大對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力度，降低退稅率和增列另外2000多個商品稅則號為加工貿易限制類，同時取消加工貿易進口保稅政策和取消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不征不退”的稅收政策。

    “如果以上政策同步實施，將涉及廣東加工貿易直接和間接出口1500多億美元，1100多萬人的就業將受到影響，全省加工貿易企業累計需繳納保證金超過650億元。”一位權威人士透露。

    外遷模式探尋 

    八成外遷企業將高端環節留下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大部分外遷的企業并非“連根拔起”，而只是將制造環節遷出了廣東，其銷售、物流、研發等高端環節仍然留在珠三角。 

    “以外遷的港企為例，多數是在保住珠三角根基的前提下，不斷向外擴張，根據不同地區的要素優勢重新布局生產環節。”香港駐粵經貿辦主任梁百忍說。 

    另一位來自香港的在粵經貿機構負責人向記者表示，超越珠三角地理范圍重新配置資源，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要素稟賦對生產環節進行重新布局，是珠三角企業外遷的主要模式，而且比例在八成以上。 

    連根拔起威脅企業生存安全 

    “從企業自身來說，連根拔起的風險是極大的，除非在珠三角已經陷入了破產關門的境地。”一位不遠透露姓名的港商對記者說，他的企業在去年將一部分生產線轉移到了河源：“對于新的投資地，我們還是要適應一段時間，即使要把所有車間轉移過去，也要一步一步來，控制新的投資風險出現。” 

    香港建樂士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啟烈則表示，并非所有珠三角加工貿易港企都適合搬遷。他說，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對環境污染小的企業或行業可以留在珠三角。從珠三角未來的產業布局來看，他們也是當地政府希望留下來的企業。另外，珠三角可以提供更有效率的市場環境，且產業配套也比內地其他地區成熟，是內地市場經濟最為成熟的地方，是高附加值企業發展不可多得的上佳之地，也是此類企業不宜草率搬遷的重要原因。 

    珠三角根基深厚短期內無法割舍 

    香港工業總會的郭振華表示，兩年前他在湖南郴州設的工廠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試產階段。就是因為他每次從深圳帶去的人(熟手)，即便是加薪60%，但是過不了兩個月就走了，在當地又很難找到合適的人，生產難以正常開展。郭振華感慨地說，現在人更注重生活環境的質量，已經不像20年前只要給錢就干的年代。

    “30年的發展，還是讓廣東累積了很豐厚的根基。”香港在粵某機構負責人坦言。由于面向香港，并熟悉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在廣東更容易獲取來自于國際市場需求的信息，這對于外向型企業仍然是很重要的。另外，廣東的產業配套比較完善，加之物流非常發達，外遷企業所需要的原材料、半成品等等很多仍需要從廣東獲取。 

    對于無數多年前在珠三角白手起家創業并發展起來的港臺企業來說，要成為在國內市場有影響力、甚至是要成為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內重新配置資源，是必經的階段。實際上，實力雄厚的企業很多也選擇了這一模式，如在珠海投資的日本佳能公司、日本兄弟公司、日本松下公司均到越南設立了工廠，但同時將高端技術產品放在珠海，并不斷追加投資。

    有利于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

    盡管國家外經貿政策的調整、人民幣升值、新的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及最低工資標準的調高等等，對外資企業有一定的影響，但還沒有達到要把企業趕走的程度，相反還將促使企業自覺走上轉型升級的道路。

    1987年進入深圳的香港著名內衣品牌安莉芳，盡管在江蘇和山東投資了兩大生產基地，但其內地總部還是穩扎深圳，以“深圳設計，外地生產”的模式，化解珠三角近年來生產成本上漲幅度較快和招工難等問題。

    東莞制鞋巨頭華堅集團盡管在越南以及江西都設立了新的生產線，但他們坦言，由于越南制鞋配套遠不如珠三角，很多原材料需要從廣東這邊供應，到越南的生產成本并沒有降低，一直堅持下來主要是為了規避貿易摩擦。贛州還有一部分原材料或配件要從廣東供應，而且廣東物流發達，在江西生產的鞋產品主要也是運到廣東出口海外。華堅目前正努力從制造環節往產業鏈中高利潤的研發、品牌設計以及銷售等環節延伸，投入4000萬～5000萬元在東莞厚街建設一個世界鞋業(亞洲)總部基地，將基地定位為研發、貿易、品牌孵化、物流的亞洲總部，進行新材料、新產品的開發以及新市場的開拓。

　　大多數企業外遷的這一模式，無疑有利于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便于“騰籠換鳥”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但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只能是一個開始，珠三角各大城市必須順勢而為搶抓好這一模式所帶來的先機，強化已有的人才、物流、市場優勢，吸引更多的高附加值服務業和制造業落戶，并防止出現真正的大規模外遷現象。”有專家對此保持審慎樂觀。

　　深圳應對模式

　　五種轉型破解“不得不為”

　　“目前對于深圳來說，經濟轉型已從原來‘應當作為’變為‘不得不為’，是必然，是‘一定要做’。深圳已經處在轉型的過程中，今年正是深圳轉型的關鍵一年。”

　　深圳市副市長陳應春將深圳的經濟轉型歸納為“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貿易結構調整、招商引資觀念調整和政府職能轉變”等五個方面。

　　經濟模式轉型

　　“深圳外貿依存度超過300%，遠超過全國平均外貿依存度60%的水平。”

　　陳應春表示，外源型經濟是深圳經濟的最大特色，有很強的競爭力，但穩定性較差。因此，深圳將發展民營經濟作為今后工作的重點，將在今后逐步實現由外源型經濟向外源型經濟與適度內源型經濟相結合的經濟增長模式。

　　產業結構轉型

　　“與香港、新加坡、首爾等發達城市相比，深圳在產業結構上仍存在很大問題，第三產業相對滯后，第二產業長期處于低端環節，作為工業支柱產業的電子信息產業卻沒有掌握最核心的技術。”

　　陳應春認為，今后，深圳應向新加坡等城市學習，積極發展生物醫藥、品牌會展、金融服務等優勢行業，促進電子信息、裝備工業等產業向高端化發展，促成企業將產業總部、研發中心、營銷中心等留在深圳，將低端產業鏈部分退出深圳，以品牌帶動戰略強力推進產業發展，提高各行業經營水平。

　　貿易方式轉型

　　“在全國來說，深圳進出口貿易總額一直保持相當高水平，去年已取得‘二連冠’，其中出口額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取得‘十五連冠’。但在貿易方式上，一般貿易出口的比重仍然較低，占較大比重的加工貿易則受到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限制。”

　　他說，依靠加工貿易為主的進出口貿易方式是落后的，為了盡可能減少受宏觀政策的影響，抵御政策風險，深圳應增加進出口貿易中一般貿易的比重，鼓勵一般貿易發展。特別是鼓勵有一定能力的加工貿易企業進行自主品牌造勢。

    招商引資觀念轉型

　　“為更好地實現對外開放，應對產業轉移的趨勢，深圳首先是要做好招商引資觀念的調整”。

　　陳應春表示，在制造業領域，深圳應集中精力引進大項目，引導外資企業積極參與國際服務業外包，鼓勵企業在深圳設立總部及研發中心，積極拓展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擴大區域合作(包括深港合作)，在深港合作方面最主要是探討如何在CEPA框架下進行服務貿易合作，包括會展經濟方面的合作。

　　政府職能轉型

　　“過去人們常說‘政府不能夠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但我認為政府既不是裁判員，也不是運動員，政府最合適的角色應該是場地管理員，最多再加上場外指導。”

　　陳應春表示，政府職能的轉變就在于如何讓管理和服務理念更貼近企業和市場，給企業提供一個干凈、整潔、有序的場地和比賽秩序，再予以一定的場外指導，在企業有問題時思考怎樣與企業一起解決，怎樣同舟共濟，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服務部門營造良好的環境，做好基礎性保障，包括能源保障。

　　記者觀察

　　用理性和長遠眼光看待企業外遷

　　自2007年11月起，“企業外遷”這個特定含義的詞組在境內外各大媒體出現的頻率多過以往任何一年，與之同期出現的還有另外一個詞——“產業轉移”。

　　在這場企業外遷的輿論語境里，珠三角各地都極力想用“產業轉移”這一表述方式來對其進行圖解。但不管是外遷還是轉移，其核心在于珠三角能否真正通過這些行為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而這也正是各地政府需要正視的問題。

　　在剛剛結束的廣州市十三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廣州市市長張廣寧參加荔灣代表團的分組討論時說，在前些年搬遷改造147家工廠的基礎上，廣州今后還將繼續搬遷184家。張廣寧說，這其實是政府逼企業去進行技術的升級改造，使企業發展更好。

　　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說，傳統產業“企業外遷”和新興產業“快步落戶”，表明深圳“在不斷調整和優化升級”。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珠三角各地近年來都自覺堅持產業梯度轉移，依據產業發展規律、市場經濟規律，在轉移一部分產業的同時，引入大量的高技術含量、高投資密度、高附加值的產業，這種消長平衡的的發展，使珠三角經濟近年來持續保持高位運行。所不同的是，目前珠三角經濟轉型已經進入了深水區，經歷的考驗和陣痛會來得更為強烈。

　　事實上，企業外遷現象不是現在才發生，而是貫穿于珠三角經濟發展的30年間。一些企業遷出去了，但更多更優質企業遷了進來，這在企業眼中是市場行為，在政府眼中則是城市產業結構優化的抉擇。

　　順德家電從四五年前就開始了產業轉移，但近年來卻基本實現了從“生產基地”到“總部經濟”的轉型。像美的、科龍的生產基地在全國各地多點開花，特別是美的，企業早已走出國門，在越南、俄羅斯等國開設分廠。但這些企業都只是把生產環節遷移到外地，而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的環節留在順德……

　　對于順德家電產業，黃華華省長在年初省“兩會”佛山組討論中就表示，第一要搞產業轉移，要跳出順德才能做得大；第二要研究怎么樣做出品牌，培育、引進大企業大集團；第三就是一定要走出去，不是在國內，而是在國際。“順德要鼓勵美的這樣的企業到國外去買企業，做組裝。”

　　此次“企業外遷”輿論風潮，實際上從另一個層面檢閱了珠三角制造業的現狀。一方面，企業外遷有利于廣東騰籠換鳥——騰出足夠的土地、勞動力、公共服務等資源，服務于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擴大再生產，吸引新的高附加值產業進入。另一方面，雖然產業轉移和升級喊了多年，但傳統的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珠三角仍占據著主要份額，也許要飛走的“麻雀”很多，但如何通過解放思想，加大吸引“鳳凰”的落戶，對各地來說無疑是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