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轉移對沿海的沖擊

　　《21世紀》：近一年來，沿海地區制造業的外遷趨勢越來越明顯。新一輪的全球產業大轉移正在展開，中國，尤其是中國的沿海地區將受到什么樣的沖擊？

　　王子先：中國制造存在內外部的全方位壓力，國際輿論評價中國制造告別了低成本，進入了高價格競爭時代。從2007年的出口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制成品出口產品價格提高的幅度較高，前三季度提高了8%左右，而今年世界制成品國際貿易價格上漲幅度僅3%左右。為了消化人民幣較快升值、工資上升、能源原材料漲價、出口政策調整等一系列內外部壓力，出口企業不得不通過提高賣價來消化。由于目前中國是很多工業消費品最大供應商，國際買家目前不得不承受一定幅度的漲價。但也要看到，中國制造業在國際分工中總體上處于低端位置，是國際市場價格的接受者而不是決定者，價格上漲必然會有一個臨界點。

　　從目前看主要是加大了中小出口企業的壓力，加快了中小企業的轉移；但是某些行業的大企業也感受到壓力。人民幣一面倒的升值預期和政策調整較為集中帶來一個隱憂，即國際買家對中國制造的未來預期可能發生轉折，最令人擔心的是跨國公司長期戰略合作和采購行為會不會出現調整。比如很多跨國公司推行“中國+1”戰略，把目光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基于國情，國內產業轉移必須有序進行，不能急于求成。

　　王小魯：盡管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附加值比較低，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依賴它。所以這種變化肯定是有影響的。但中國畢竟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而且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良好的產業基礎，短時間內被其他國家替代掉是不大可能的。越南的經濟規模比較小，不是一個能夠替代我國的經濟體。印度相對來說有足夠大的規模，但是它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接替中國的角色。因為它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完善，還要較長的過程。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調整政策，促進產業升級換代。但政策的調整也要適度，現在減少出口退稅，匯率升值，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都非常必要，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口加工業的比較優勢。因此也要考慮產業的承受能力，循序漸進。

　　《21世紀》：人工成本的上升也是全球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您如何看待在人口方面出現的“劉易斯拐點”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產生的影響？

　　王小魯：如果說拐點就意味著沒有剩余勞動力了，我覺得還為時尚早。現在中國的城市化程度是45%左右，發達國家至少是80%。中國還會有大量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到城市。

　　出現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某些農村地區的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出。但并不是說所有的地區都是這樣的。另外，勞動力的局部短缺和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也有很大關系。因為農村居民沒有社會保障，現行土地制度等于給農民提供了一個社會保障。隨著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農村居民向城市轉移，留守人口減少，土地制度就有可能發生變化，這里面會涉及一系列的政策調整。調整之后，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

　　所以，中國現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有它存在的基礎。但是隨著農村勞在這個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還有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只不過相對優勢會受到一些影響。

　　成功“內遷”的所面臨的挑戰

　　《21世紀》：“制造業內遷到中西部”既是內陸省份的希望，也是中國大經濟體持續發展的路徑，如何才可能使這種“內遷”而非“外遷”成為現實？

　　王小魯：這種內遷在邏輯上是可行的。東部和中西部在生產成本上有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可以補償中西部在運輸距離上的劣勢。所以這種產業向內陸地區梯度轉移，應該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過程。內陸的地理位置是不能改變，內陸地區能夠改變的是軟環境的因素，以及一些硬因素的改變比如基礎設施。

　　王子先：目前來看，產業轉移的勢頭加快，目前集中在我國出口相關的紡織、服裝、鞋類、玩具等產業，而港、臺資企業轉移的壓力更突出。

　　制造業向中西部進行梯度轉移是一個長期趨勢，應該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可以消除一些障礙，如有關部門推出的“萬商西進”工程、加強中部物流大通道建設、推行“大通關”，一些中部省份提出加強中西部與沿海的無縫對接等等，將會起一定的促進作用，今后中央與地方政府還可以發揮一些推動作用；但總的看國內產業梯度轉移應該主要依靠市場來推動，如果代替市場行為，急于求成，反而會引起負面的效果。

　　《21世紀》：沿海地區城鄉發展存在著不平衡性，沿海地區的制造業會不會優先向周邊地區轉移？西部地區由于發展啟動晚，在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都不如東部沿海地區當時的政策優惠，這是否會構成西部地區的發展障礙？

　　王小魯：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像現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區的一些地方，在過去也是農村地區，現在都已經城市化了。現在隨著地價和工資水平的上漲，就會出現城鄉間的優勢轉移。這就存在著繼續向周邊地區擴散的可能。例如珠三角地區的低附加值產業也許會向粵北地區擴散，蘇南地區也許會向蘇北地區擴散。但是西部地區也并不是必須等著那邊擴散完了才會輪到自己。即便是和粵北蘇北地區比較，西部地區仍然有自己的比較優勢。東部地區向周邊地區擴散和向西部轉移應當是同時進行的。

　　東部地區在發展初期，投資條件非常優惠。現在國家的政策環境更加平衡，已經不可能讓西部地區有那樣特殊的條件，比如免稅、免費土地、農民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等。這些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發展難度確實增大了。但這并不意味著中西部地區就沒有發展機會了，畢竟還有要素成本的差距存在。政府如果能在改善投資環境上加大力量，例如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提高政府效率、減少腐敗，那么中西部的比較優勢會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隆國強：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已經有明顯的政策引導，希望出現制造業的梯度轉移，轉到中西部地區。但是，這類產業活動，從它到中國開始，它的區位選擇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而不是行政力量。市場會引導它到什么地方，是由中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有著各種各樣的成本差別決定的。對于出口導向型企業，不可能大規模的轉向內陸地區，只有那些物流成本占整個產品價值相對比較低的產業可能有一部分會轉移。會轉到哪里去？更多的是沿海地區的中心城市向欠發達的沿海地區。

　　從深圳的角度看，產業似乎在不斷外遷，遷到哪？據我的判斷，原來是從深圳到東莞，后來到惠州，再到汕頭，那邊還有雷州半島，現在廣西又提出泛北部灣的開發，廣西的成本可能比湖南、湖北還低。這些出口導向型的產業是面向國際市場，它要向海邊靠。所以，這些產業還會在沿海地區，但在沿海有一個新的布局。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要思考兩個問題：第一，沿海地區，特別是中心城市轉型的速度有多快？大量的因素迫使低端出口導向型產業從沿海中心城市向外轉移，如果轉出的速度比新興產業來的速度快，城市就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

　　第二，出于更長遠的考慮，過去的三十年，我國沿海地區的經濟和內陸地區的經濟，從產業關聯上來說是不太密切，是“兩張皮”。未來如果沒有實現產業梯度轉移，我們是不是能容忍這樣的現實，沿海地區產業和國外聯系，而內陸區的產業是自己內向型發展？這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21世紀》：制造業的內遷，實際上只是中國整體產業升級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課題已經成為沿海省份的戰略性選擇。對此，您有什么樣的建議？

　　王子先：關于中國制造的轉型路徑，首先是沿海產業高級化的問題，要進一步提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本地企業參與程度，推動更多企業向加工貿易“前店”轉型；更重要的是，沿海城市要考慮怎樣讓制造業和服務業相互融合，以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順應全球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趨勢，加快實現服務業的現代化和全球化，提高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以及整體國際分工中的位置。

　　沿海中心城市加快向服務經濟轉型，既是改變在國際分工中不利地位的需要，也是為內地騰出中低端產業、開展錯位競爭的需要。而且，還是發揮沿海先導作用、加快整個產業結構升級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需要。為此，要將承接國際服務業外包與轉移作為戰略性課題。可以像過去的制造業發展路徑一樣，通過服務業的擴大開放迅速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跨越式發展。服務業的開放式發展，需要制度的創新，這需要順應世界上特殊功能區向多功能綜合型自由貿易區升級的新趨勢，經濟特區等有條件的特殊功能區要探索向規范的自由貿易區轉型等一系列重大的戰略舉措。

　　隆國強：從全球生產價值鏈角度，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沿海地區產業的升級方向。就是沿著全球的生產價值鏈，從低端組裝向上游的制造業延伸，進入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零部件生產、設計、研發，同時向下游各種生產型服務業延伸。

　　如果大量沿海的制造業轉移到湖南、湖北，甚至轉到重慶。生產型服務業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生產型服務業和制造業中間合理的空間距離到底能夠有多長？當然，由于IT技術的進步，發達國家很多低端產業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是，如果大量的制造活動遠離了沿海地區，很多服務活動也會跟著流失。比如說物流業，正是大量的制造活動的聚集，才帶動了珠三角地區物流產業的快速發展。銀行金融企業也會追著客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