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就改行

　　“有機會就改行！”連續3個月沒有找到工作的宋盛安無奈之下去了一家獸醫站，但改行的想法卻一直沒有變。

　　宋盛安是云南農業大學應屆畢業生，學的是飼料營銷專業，而他的理想是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

　　他學的飼料營銷專業今年很吃香，每個畢業生都有兩三個崗位可供選擇。即便如此，該專業簽約率仍不理想。

　　宋盛安是調劑生，從入校起，他就有了轉行的打算。為此，他制訂了詳細的“轉行計劃”：專業課能考過就行，更多時間和精力則輾轉于學生會和實習企業之間。

　　4年來，宋盛安過得很充實，從校學生會外聯部部長做到主席，白天忙工作，晚上熄燈后還要看書，“雖然比高考還累，但就是為了鍛煉能力，畢業轉行的信心，從來沒有動搖過！”

　　不僅他，他的許多同學也都在忙著改行，轉學其他學科，找房地產企業、廣告公司實習……

　　宋盛安承認“轉行的壓力的確很大”，首先就是專業不對口，雖然能力鍛煉了不少，但專業知識上卻沒有競爭優勢。想考MBA、MPA吧，又都要求有工作經驗，“做了這么多努力，到最后要實現理想為什么還是這么難？”

　　宋盛安的困惑在農業院校中普遍存在。以貴州大學動物科學學院為例，每年都有一半畢業生不愿從事農口專業。

　　“今年畢業生134個，提供的崗位200多個，但大批學生還在喊就業難。”該院學生科科長李耘說。

　　幾位多年從事畢業生就業工作的老師一致認為，“結構性就業難”才是農業院校面臨的主要問題，“農口畢業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他們想要的工作。”

　　資料顯示，農口畢業生選擇的就業單位依次是黨政機關、其他事業單位、科研和設計部門、高等學校和其他教學單位，其中優先考慮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占到 79.64％。

　　而實際上，據統計，西部農業院校每年進入行政事業單位工作的畢業生只有5％到10％。絕大多數畢業生能選擇的崗位只能是企業和基層。

　　即使是去企業，學生也希望是實力雄厚的國企或外企。對中小企業，不少學生擔心企業壽命短，過幾年還得二次就業。據介紹，有80多家中小企業，每年到貴州大學招人，卻年年招不到人。

　　“寧要城里一張床，不要農村一幢房”，大批學生借考研突圍，或轉行或干脆“漂”在城市。云南農業大學就業中心主任李永能說，學園藝的搞管理，學林業的搞營銷，甚至還有的賣保險、做售樓、賣服裝，舍棄專業的學生至少占到40％。

　　下去的紛紛回城

　　不單是應屆畢業生不愿下基層，已經下去的歷屆畢業生也紛紛轉行回到城市。

　　“如果有機會，我還是要回到城市去。”雖然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農口，但路羽向往城市的決心一點沒減。8年前，路羽從新疆某農業院校畢業，這個來自城市的學生當初第一志愿就報考了畜牧專業，他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希望。

　　剛畢業，他放棄了一家大企業，到一家剛創辦的飼料公司做營銷，不到一年，他成了公司的銷售冠軍，隨后當了營銷部經理。

　　兩年后，由于公司發展出現波折，他改行了，做食品、玉器銷售、賣保險，每種工作時間都不長，“這些事初中生畢業就能干，發揮不了自己的專業特長”。

　　此后，路羽去了新疆一家大企業養牛，他成了企業最年輕的養牛場副場長。然而，企業經營困難，他再次跳槽，去了一家中美合資飼料公司，既搞營銷又做售后服務。

　　干本行業，讓路羽感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但他總有一種壯志未酬的感覺。“這個行業又臟又累，工資待遇低，社會地位低，我還是想在城里找一份工作。”

　　留在基層不是沒機遇，一些同學搞個體，做飼料、獸藥銷售，幾年下來，也都有了數十萬元的資產，但那需要資本。更多的人還是選擇了回到城里。

　　許多人認為，整天跟農民打交道，沒法提高，沒前途。而且呆在基層，娶個老婆都成問題。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使我國農村成為人才‘洼地’，這是目前體制的利益導向出現的必然果。”新疆農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綦群高說。

　　基層和城市的生活條件、工資待遇差別太大。在基層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就業，每月工資不到1000元，而在城市，不但工資高，還有各種補貼；農業企業的月工資在1500元左右，而同等學歷的其他專業，月工資則在兩三千元。

　　在基層，許多人干了一輩子連個副科級職務、副高級職稱都拿不下來，如果遇到企業倒閉，連個就業的機會都沒有。

　　加上農業院校的貧困學生比例高，一般在50％以上，大多靠借貸完成學業，“城鄉收入的巨大反差，嚴重影響到畢業生對基層的興趣”。

　　在貴州大學的農學院和生命科學學院，至今有56名畢業生直到還款期滿仍然沒能還清貸款。“一些貧困縣能不能發出工資都是個問題，他們的還貸難明顯影響到了后面幾屆畢業生的情緒。”有學生告訴主管就業的老師宋冬梅，去農業局的學長連貸款都還不起，還怎么下基層？

　　想下基層下不去

　　彭啟雙是云南曲靖宣威市的土肥專家，最近一段時間，他常常愁得睡不著覺，眼看著就要退休，自己花一輩子時間研究出的測土配方肥料技術，不知能傳給誰？

　　他研究的肥料可使農作物增產10％到20％，目前已被推廣到省內20萬畝土地。

　　“青年技術人員已經出現了斷檔，一次進四五十個都不嫌多。”老彭說。

　　宣威市農業局局長王斌說，局里下屬的專業技術人員有163名，絕大多數在四五十歲，實踐能力強，但理論水平弱、知識老化嚴重。

　　事實上，該市農技口兩年沒進大學生，但仍然超編22個人。

　　“沒編制已經成了大學生下基層的最大障礙。”綦群高說，編制一般由省一級嚴格規定，需要撥款配套。不少地方已對縣鄉農技人員入口進行“凍結”，在新疆，從2000年開始就明確要求鄉鎮機關原則上不允許招收畢業生。一些急需用人的基層農技部門只能自己出錢，從畢業生中招收“編外人員”。

　　缺人，但又進不了人，已經成了西部地區政府的兩難問題。

　　農業人才對接矛盾凸現

　　即便是來了新人，用人單位和畢業生又有著各種摩擦和矛盾。

　　一個“師兄”的基層經歷讓貴州大學學生陳沐改變了去基層的想法。

　　這位師兄畢業后去了云南省某鄉鎮從事農技工作，準備“大干一場”，半年后，師兄卻背著行李準備下年考公務員。

　　剛到基層，師兄四處搜集資料，走訪農戶，根據當地實際寫出一份“發展建議”交給領導。可3個月過去了，一直沒回音，師兄去問，領導輕描淡寫：“噢？還沒看。”又過了兩個月，再去問，領導干脆一句“不行！”打發了他。整天干著繁重的體力活，抑郁一段時間后，他背包回了城市。

　　“干了10年，我基本上沒摸過農機。”西部某縣農機局一位干部說，他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統計數字、給農機掛牌照，為農機找活干基本都是農民自己的事情。

　　“即便學生愿意下基層，農村可提供給他們發揮才能的空間也不大。”四川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秦自強提出，我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大多“網破人散”，目前農村一家一戶的分散式經營很難為畢業生服務提供載體。

　　2002年前后的鄉鎮機構改革，將農技人員管理由縣（區）下放到鄉鎮，但鄉鎮政府又無力管理，發不出下鄉補助，基層農技推廣體系趨于“線斷、網破、人散”。沒“破”、沒“斷”的地方，縣鄉財政也往往窘迫，發工資都困難，更無力接收大學畢業生。

　　在用人單位看來，大學生來了用不上，理論強，實踐弱，知識不全面。

　　宣威市農業局市場信息科科長鄒連斌認為，大學生還不如農村培養的農技員，農村講實踐，農技員就夠用了。

　　“這是高校擴招后反映出的共性問題。”在對用人單位的追蹤回訪中，李永能得到反映，大學生到崗后“緩苗期”過長。

　　“這種擔心，主要還是來自學校培養和用人單位間的3個對接矛盾上。”塔里木大學學生處處長趙軍說，用人方重應用，學校培養重基礎；用人方要全能，學校培養有差距；現代農業要求學生知識新，學校培養卻難做到。李耘老師認為，問題更多還是出在學校的培養上，擴招后，師資力量、教學設施跟不上，“黑板上種小麥”的問題解決不了。此外，學校研究和農業發展脫鉤，專業設置趕不上社會需求的變化。
　　缺人、缺錢，使西部農村發展和人才補充陷入“惡性循環”的尷尬。

　　曾長期在基層工作的云南農業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姚天國對此深有感觸。姚天國算了筆賬：云南全省2000多個鄉鎮共有農業人口3600萬，每個鄉鎮需要七八十名農技人員，但實際目前只有30名左右，缺口50余人，全省農業人才缺口將近10萬。

　　一份農業部提供的數據表明，我國每百畝耕地平均擁有科技人員0．0491名，發達國家則為1名。同時，我國農業院校學生就業率一直徘徊不前，絕大多數畢業生留在了城市，從事著與農業無關的工作。

　　“一邊是農村基層嚴重缺人，一邊是很多學生轉行就業，兩者間的人才對接的確需要認真反思。”秦自強說。

　　去掉“農”字是救命稻草？

　　招生難就業難壓迫下的教育理念之爭

　　農業院校招生難

　　招生難是西部農業院校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招不到優秀人才怎么能培養出優秀人才呢？

　　在西部省區，同樣是二本院校，擴招前，許多學校招收的學生考分基本都在本科分數線以下。擴招后，招收的學生也基本都是在本科線附近。招生時，許多院校只要看有人報考就招，進校后再調劑，從經管、機械制造等學科調劑到農學、畜牧獸醫等專業。

　　對于好多考生來說，如果考試成績不理想，又不想落榜，那報考農業院校則是一種比較保險的措施。
　　“農業院校招不到最好的生源，很多學生都是被‘調劑’到農口的，入校后的學習積極性大打折扣。”在貴大農學院，經調劑進入該院學習的學生占到80％。

　　西部某院校曾連續幾年出現招不夠學生的情況，只好發動老師到附近的高中去招人，游說那些落榜的學生，只要能來上學就行。

　　據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調查顯示：在技術類教育選擇上，城市居民傾向于報考高等農業院校的只有1．6％，農村居民把高等農業院校作為子女求學首選學校的不到13％，重點高中成績優異的學生將高等農業院校作為首選的不到1％。

　　農業院校學生就業受歧視

　　四川農業大學書記兼校長文心田認為，農業院校仍是傳統輕農觀念的“重災區”，他們正遭受著學校歧視、地域歧視、身份歧視和性別歧視。

　　首先是學校歧視，同樣的本科學校，同樣的專業，農業院校低人一等。

　　四川農業大學一位畢業生參加招聘會，看到一家大型國企打出了“僅限‘211工程大學’畢業生”的招牌，急忙遞上自薦書，對方卻說“我們說的是211大學，不要農業的211大學。”

　　其次是地域歧視，農校生多來自農村，在我國現行戶籍制度下，他們想留在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工作仍然是個大難題，除了環境、心理上的適應，更難打破的還有諸多政策、制度上的障礙。

　　另外就是身份歧視和性別歧視。很多人認為，學農的就只能在農口就業，加之農村學生家庭社會關系薄弱，也限制了農校畢業生的就業選擇領域。在農業領域，女生的就業難問題尤其突出，許多學校女生就業率不到1／10。

　　農業院校突圍

　　就業難、招生差，招生差、就業難，使農業院校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的境地。

　　招生難如何破解？就業難如何破解？農業院校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這是近年來農業院校領導們思考的問題。

　　于是，農業高校先從招生開始，改頭換面，去掉“農”字。

　　“3年前，農業院校的領導們只要一碰頭，就在討論要不要改名的問題，似乎去掉‘農’字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文心田回憶說。

　　西南地區有6所農業大學，現在只剩下兩所——云農大和川農大，其余的都并入了綜合類院校，還有一批學校最終更名。

　　不少學校壓縮特色專業，擴招非農專業，致使全國農業院校中涉農專業的學生降低到在校生總數的15％。這在一定程度上丟失了農業人才培養的傳統優勢。

　　一段時期內，這些辦法的確取得了效果。塔里木農墾大學在2004年去掉“農墾”二字后，招生形勢陡然好轉。報到率由70％左右一路攀升，在去年超過了99％。

　　被就業牽著鼻子走，校長們開始對農業院校到底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開始爭論。

　　“是培養‘通才’還是培養‘專才’？”新疆農業大學副校長陳彤說，大多數農業院校都對此出現過彷徨，甚至還存在爭論。是要基礎扎實的本科生還是要職業型的“技能生”？

　　一種意見認為，沒有就業率，招不到人，學校只有等死。

　　另一種意見認為，大學培養的是一種素質，不是提供技術工人的地方，農業院校培養的學生不僅僅是為了就業，更長遠的利益是為了農業的發展，不能因為短期的就業率而放棄了大學的責任。

　　雙方最終妥協，觀點最終統一在“厚基礎，寬口徑，大平臺”的人才培養模式上，培養既有本科素質又有高職能力的學生。

　　一些學校甚至放棄了專業局限，進行學科交叉培養，比如，農學專業不再僅限于本專業知識，還要對苗床、肥料、養殖、農機都有涉獵。此外，培養核心轉向綜合素質和動手能力，使學生養成一種勤于接受新知識的習慣，并提升其創新能力、表達能力和實踐操作能力。

　　一所學校辦得好不好，辦學水平才是核心。云南農業大學校長朱有勇則認為，去“農”是概念上的誤導。農業雖為“弱勢”，但特色明顯。他說，中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一大半的情況，不會改變，去掉農字可能會喪失相應的資源和更多的發展機遇。

　　新農大副校長陳彤認為，如果太功利，放棄了許多傳統專業，新農村建設還將有更長的路要走。

　　中國農村需要什么樣的人才

　　政府要的是執行者 農民要的是服務者 企業要的是營銷員

　　農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政府、企業、農民理解各有不同。

　　一位負責就業指導的老師下鄉回訪。基層農業干部告訴他：我們這里要的是“萬金油”，派下去包村一頂一，豬犯迷糊、莊稼打蔫都找他。

　　政府希望的是個執行者，重在管理；農民希望的是服務者，重在提供技術服務和咨詢；企業希望是個營銷員，從農民那里得到更大利潤。

　　依照行政命令下鄉的農技員們得不到農民的好臉色。“上面讓種什么肯定賠什么，技術員就是來監督我們種地的。”農民紛紛抱怨。

　　對企業的技術員，農民也不歡迎，認為他們不能真正地從農民利益考慮，更多的是賣產品。

　　曾一度被推崇的公司＋農戶經營模式的訂單農業也備受農民指責，他們認為，最大的受益者是公司，并不是農民。

　　榮獲2004年中國十大杰出農民的李蘭江搞出了一套新模式，成立農民協會，讓農民土地入股，協會采用統一管理，制定統一的棉花種植標準，提供統一的技術服務，統一銷售，除去成本，誰地里的棉花歸誰。

　　由于棉花質量高，產量高，農民協會的棉花每公斤比別人多賣兩毛錢，農民收入大增。依靠這種模式，他們陸續建立其他農作物、畜產品協會，還成立了農民經紀人協會。農民經紀人協會與農民協會是共同體，雙方共分利潤。

　　目前，他們的多個協會已經發展到了周邊幾個縣。

　　從新疆大學經濟管理專業畢業的李蘭江說，他們是在學美國大豆協會的做法。在發達國家，農業協會不僅是一個經營者，同時還是技術服務的提供者和行業標準的制定者。

　　“重管理，輕服務。這是目前政府農業部門存在的通病。”新疆農業大學副校長陳彤認為，目前中國農業存在的問題是，政府投入不夠，農技推廣力度小，市場化程度不高，農業產業化程度不高。許多發達國家都對農業予以補助，不但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研究、發展、推廣農業技術，而且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許多協會、公司承擔了大量的農業技術服務工作。

　　實行農業產業化最重要的一條途徑就是推行農業產業化經營，引導和促進分散的農戶小生產順利進入大市場。

　　陳彤認為，只有農業產業形成規模化，農業技術人才才有更大的發揮空間。這決定了農業高等教育也必須有所突破，將經濟管理、產業服務、社會科學等方向納入學科體系，使學生熟悉掌握從生產、流通到走入市場的一整套市場化運作模式。

　　人才困境的突圍方向在哪里

　　“人才流動是個市場問題。一般情況下，人才必然會流向工作條件更優越、工資待遇更豐厚、發展空間更廣闊的崗位。”曾專題調研農業類畢業生就業的新疆農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綦群高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基層需要人才、人才難下基層”的困境，最好的辦法是縮小城鄉差距。

　　綦群高說，一個國家尚未工業化之前，人才流向城市是符合規律的。只有國家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調整到一定程度，這個現象才能得到改觀。

　　當前，我國農業基礎十分脆弱，農民收入增長仍不穩定，各項支農惠農政策還沒有規范化、制度化，工業反哺農業的長效機制尚未形成，要真正消除城鄉差距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這決定了打通人才流向農村的通道也必然是個長期、逐步實現的過程。

　　當前情況下，如何引導畢業生“下得去”，還能“用得上、留得住”？

　　“顯然，靠政治動員，已和市場經濟的時代背景相去甚遠；完全靠市場驅動，農村又缺乏吸引力。”綦群高說，這就需要國家提供一系列實實在在的政策，同時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大學生在就業較難的城市和就業比較容易、又有優惠政策的農村之間作出選擇。

　　他從人力資源投資收益角度分析了大學生就業選擇機制。

　　綦群高認為，政策激勵能夠對大學生就業起到積極作用，應從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是要將下基層“制度化”。“大學生服務西部志愿者計劃”就是一個典型的制度化例子。制度化的方法彌補了或改變了市場選擇的信號功能，按照市場選擇的方式，如果一個大學生去西部工作，他一定被認為水平比較低；但是如果你是西部志愿者計劃的參與者，這種感覺會自然消失。

　　第二是要正確設計收益的補償即收益的貨幣化。要使基層工作的大學生生活得到保證。

　　第三是要實現收益補償的“多元化”。對下基層的畢業生應該在報考研究生、報考公務員、自由流動、貨幣補償等多種收益方式方面統籌考慮，而且補償措施要清楚。

　　第四是補償“平衡化”，要保證大學生供給和人才需求大體持平。在現階段，可考慮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建立一批產供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農業經濟實體，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第三產業，為農業院校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要想讓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就要給他們一個崇高的名義，一個充足的理由，一個可預期的發展空間，一個正常流動的退出機制，一系列實實在在的優惠。”綦群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