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對‘中國制造”一邊倒的指責，對中國來說有失公平，中國有必要為自己討一個公道。 

    近幾個月，在爆發了多起有關中國受污染食品和藥品的事件后，“中國制造”在全球市場遭受了嚴重的信任危機——過去為全球市場歡迎的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現在則被國際輿論投以異樣的目光——它們不僅廉價，還可能帶來生命危險。部分發達國家的政府、議員和輿論的指責，大有把中國商品塑造成“危險的中國制造”的勢頭。 

    中國政府對國際上的這一輪新的指責，并未采取激烈反對的姿態。除了國務院和一些部委官員呼吁不要過分夸大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并進行適當的解釋和澄清之外，中國政府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國內市場的規范和清理上，并采取了切實的行動來改變這種現狀。商務部等部委為此迅速出臺了出口貿易商的“黑名單”，首次上榜“黑名單”的企業就達400家之多。 

    對“中國制造”的指責，已不只是一個國際經濟貿易問題，而是上升到了國際政治層面。它的出現，正好迎合了當前美歐在對華經貿上對中國發難的需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說事”的題材。在實質上，對“中國制造”的指責，成為“中國威脅論”在經貿層面的新變體。 

    從當前形勢看，中國商品受到的指責還會延續相當一段時間。然而，這種一邊倒的輿論，對全球化之下的中國來說有失公平，中國有必要為自己討一個公道。 

    “中國制造”充滿世界市場，這是全球化的典型表現，也是全球化的結果。在很多產業中，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都移向了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供應任務，也隨之由新興市場國家來承擔。在相當多的商品制造領域，形成了中國制造、歐美消費的格局。 

    以美國的沃爾瑪為例，沃爾瑪在中國最大的獲益，來自從中國進行的巨額采購。自2002年起，沃爾瑪中國采購商品出口總額持續大幅提升：2002年為120億美元，2003年達到了150億美元，到2005年已經接近180億美元。按照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說法，“沃爾瑪若是一個國家，將成為中國第六大商品輸出國和第八大貿易伙伴”。在沃爾瑪全球6000家供貨商中，中國就占了80%。在沃爾瑪全球每年超過3000億美元的銷售額中，“中國制造”提供的貢獻不能忽視。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全球采購，服裝、鞋類、家用電器、玩具、日用百貨和家庭裝飾用品等近千個品種源源不斷地從中國流入沃爾瑪在世界各國的門店，也流入了全球各國普通消費者的生活之中，讓他們通過全球化享受到了更低的價格。正是由于廉價的“中國制造”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制造，才拉低了全球的通脹水平。 

    雖然“世界是平的”，但利益分享則是不平衡的。在這條全球化的價值鏈中，發達國家市場享受了這些制造工廠的廉價勞動力、低廉的環境成本，并且獲取了價值鏈中最大部分的利潤。發達國家市場在長期享受到廉價制造的好處之后，現在卻驀然發現，中國制造是有毒的、危險的，應該拒之門外。 

    但問題是，能將“中國制造”拒之門外嗎？如果真要這么硬干，受害最深的恐怕還是眾多習慣于廉價的“中國制造”的美國普通老百姓。要知道，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引發的美國消費衰退之中，美國老百姓也沒有減少對廉價的中國日用品的消費。

    幸好市場不會這么做，沃爾瑪也不會這么做（但沃爾瑪為了規避巨額中國采購帶來的政治壓力，已不再公布其中國采購數據）。在我們看來，來自西方社會的對“中國制造”的驚詫態度，實在是有些矯情，也有經濟層面之外的別的用心。 

    筆者在這里為“中國制造”討公道，絕非為中國的問題產品辯護。中國的問題產品的確不容忽視，事實上，中國國內的市場因為問題食品、問題藥品的受害更為嚴重。可以確信，中國在對出口產品的質量控制和監管上，比對國內市場的產品供應更為嚴格。然而，當中國制造面臨的質量問題被上升到國際政經濟關系的高度時，絕對應該為“中國制造”討一個公道。西方國家不應該在享受廉價中國商品好處的同時，又對“中國制造”不公平地大加貶責。這個尺度，應該成為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在對外交往時堅持的原則，成為大力宣傳和強調的要點。 

    毫無疑問，中國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好處，但也為全球化承受了代價。中國在回應全球攻擊的同時，應該告訴那些攻擊者，應該用“二分法”來看待“中國制造”：誰在享受廉價中國制造的好處，誰又在承擔其中的代價？如果只想享受好處，不想承擔代價，那這個游戲就沒法玩下去了，而最終受害的將是游戲的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