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國入世后的5年保護期終結，一個真正的全面開放元年至此開始，“中國概念”由此成為全球系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但就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全面兌現的時候，我們看到，在新一輪經濟浪潮不斷深化的前提下，中國鞋業的貿易額在不斷增大，特別是對美國和歐盟的貿易順差激增，這同時也引發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強烈反彈直至激烈對抗。

　　于是，“元年”伊始，中國制鞋業和歐洲制鞋業之間的這種“非合作均衡”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納什的“納什均衡”理論的“詛咒”——在游戲者各自對抗的條件下，可以預測的競爭結果對每個人都是最壞的。那么，是什么導致了中國制鞋業和歐洲制鞋業雙雙陷入了“囚徒困境”？中國制鞋業內、外部的種種不平衡何時有窮期？如何才能打破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僵局？……這些問題，無一不是關乎重大。

　　世界語境下的中國鞋

　　“中國鞋”作為一個名詞，正在被世界重新定義。

　　“英國孩子的玩具已經都是‘中國制造’了，要不了多久，地球村的鄰居們也都要穿上中國造的衣服走親訪友了。”

　　當兩年前英國《泰晤士報》的描述已然成為世界現實的時候，2007年新年第一期的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上赫然印著“中國：一個新王朝的開端”。

　　而中國鞋，這根“新王朝”國度里的小小經濟末梢的成長速度同樣讓西方世界感到驚訝。正如聯合國工業發展高級官員所言，今后要在全球范圍內尋求一個代替中國進行鞋類生產和出口的國家，還沒有辦法找得到。

　　中國鞋用自己的步伐詮釋了自己在世界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球制鞋業130億雙鞋的產量中，中國生產了100億雙，出口近70億雙，在世界鞋業之版圖中已占了60％以上份額。也就是說，全球60億人口，平均每個人都擁有一雙中國鞋。

　　中國鞋一騎絕塵，不可避免地會牽動世界尤其是歐美的神經，進而發生錯亂：中國鞋所到之處，都會產生漫無邊際的溢價——無論是歐盟、美國還是俄羅斯，只要有中國鞋，就意味當地制鞋業市場被嚴重擠占。

　　2005年4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鞋業大會上，歐洲國家普遍認為中國的鞋類生產企業搶占了市場，造成歐盟制鞋業萎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他們企業關閉、工人失業，因此強烈要求歐盟采取緊急措施避免更大的損失。

　　于是，圍繞“中國鞋”這一標題，許多西方主流媒體做了無數文章，世界知名研究機構也紛紛以“中國鞋”為由頭著書立說，至此，“中國鞋”成為全世界爭鳴的“鞋”命題。

　　鞋業王國話語權的跌宕

　　伴隨著眾多行業的5年調整期、過渡期的陸續完結，真正的經濟競賽才剛剛開始，誰能掌握話語權，誰就能贏得主動。

　　但不幸的是，在真正的競賽才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制鞋業就集體陷入了不利的世界語境，進而導致話語權的逐漸喪失。

　　不利的世界語境給中國鞋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先是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墨西哥、哥倫比亞、土耳其等國分別采取“事先進口許可監控”、反傾銷調查等措施，設置障礙，對我國鞋類、箱包等實施貿易壁壘；再是西班牙、俄羅斯針對中國鞋先后發生燒鞋、扣鞋事件。

　　而最嚴重的后果則來自歐洲。由于歐洲國家普遍認為中國的鞋類生產企業搶占了市場，造成歐盟制鞋業萎縮，強烈要求歐盟采取緊急措施避免更大的損失。隨后，歐盟委員會作出決定，對中國產兩個稅號的勞保鞋實施反傾銷調查。后來歐盟委員會再次發布立案公告，對來自中國、越南的所有皮面及合成皮面鞋產品啟動反傾銷調查。

　　2006年10月7日，揮舞多時的反傾銷“大棒”最終砸向了中國制鞋企業，歐盟正式啟動對原產于中國的皮鞋產品實施征收為期兩年的反傾銷稅。接近16.5%的高額反傾銷稅重創了中國鞋企，中小企業遭受的打擊尤為慘重。歐盟此舉可能導致我出口企業工人大面積失業，甚至“可能會帶來其他國家的反傾銷”。

　　面對反傾銷大棒，奧康、泰馬、金履、新生港元等率先企業向歐盟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而國內其他企業選擇了沉默、退讓回避，或者采取其他挽救辦法。這多少有點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混沌世界里的生存法則

　　博弈理論中有一個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論，兩個囚徒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得到的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如果雙方可以同時放棄各自的最優策略，選擇合作，這樣才可以雙贏。

　　從“囚徒困境”的普遍意義中我們可以深刻領悟當前圍繞中國鞋而展開的博弈現象：解決“中國鞋”問題，需要中國鞋業與歐盟鞋業進行協商談判。最好的結果當然是“雙贏”，通過互諒互讓談判達成妥協。但是，現在雙方的態度和立場如何呢？

　　我們現在聽得最多的歐盟鞋業的呼聲是：一、中國的鞋類生產企業搶占了歐洲市場，造成歐盟制鞋業萎縮，致使他們的企業關閉、工人失業；二、中國鞋之所以能迅速搶占市場，是因為低價傾銷，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原則；三、必須對中國鞋實施懲罰，減少他們的損失。

　　再看中國鞋業的態度：一、縱觀歐洲鞋業，大多是主要把精力投放在高檔高端鞋市場，中國鞋與其不在一個檔次上競爭，根本構不成威脅；二、中國鞋目前主要以“定牌”的形式出口，國外客商事先規定了商標、樣式、材料等所有內容，再拿到中國來加工，一雙鞋的加工費不到10元。因沒有品牌，以較低價格銷售是市場的選擇；三、歐盟對中國鞋采取行動，主要是想把本地鞋業存在的問題、矛盾轉移到中國鞋上，是真正的不公平。

　　由此可見，中國鞋業與歐盟鞋業的立場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達成共識似乎無從何談，中國鞋業與歐盟鞋業因此雙雙墜入了“囚徒困境”。

　　中國鞋要走出“囚徒困境”，就必須改變非合作博弈的狀態，必須進行合作型博弈。但它必須符合以下黃金定律：按照你愿意別人對你的方式來對別人，但只有他們也按同樣方式行事才行。

　　現在，歐盟一些官員已開始表達出這樣的意愿。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不久前公開表示：事實證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歐盟現行的貿易救濟政策，特別是反傾銷政策，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繼續沿用舊的機制“不符合各方的利益”。
　　合作型博弈的“球”遲早要踢到中國這邊，而中國鞋業只有從品牌入手進行改革才能為雙方的合作型博弈創造條件。

　　打造自主品牌毫無疑問是當前重中之重。正如亨達鞋業單存禮所言，中國鞋業下一步要崛起，要改變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低價”形象，必須走品牌之路，“這一天遲早要走，這個門檻一定得邁。”

　　目前中國優勢在于制造，外國優勢在于設計。亨達目前正嘗試的一種新運作方式或許值得借鑒：

　　首先，在品牌設計上，與國外設計能力強的企業合作，由他們設計，亨達作為中國代理商，在全世界采購材料，在國內進行加工，并把半成品做好后發到國外最終完成成品。這樣既增加公司加工訂單，又延續了國際品牌的設計和血統，進入國內一級市場銷售。通過價值鏈的優化組合，我們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品牌運作方式；

　　其次，在品牌渠道上，與國際知名企業的合作，亨達將國內的品牌渠道提供給對方，同時也將對方的品牌渠道為亨達所用。運用這種雙向借道的方式，亨達先后在韓國、德國進行銷售和品牌運作，成功實現了國際高端市場的開拓進入。

　　“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弗里德曼發出的“咒語”。對于中國制鞋企業，不妨套用弗翁這句話：“誰能幫助中國鞋跳出囚徒困境和反傾銷煩惱，誰就是制鞋業的王者。”

　　奧康總裁王振滔也表示：“中國鞋企不只是贏在起點上，而要贏在轉折點上。”在這個反傾銷轉折點上，中國鞋業的風險和機遇同在。

　　而中國皮革協會理事長徐永則認為，中國皮鞋廠家在實現企業利潤目標的同時，不能忘記整個皮革行業的大目標，我們要共同促進中國鞋業在國際市場的成長，占有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更重要一點是，企業必須加強自主知識產權自主知識品牌的提升，盡快使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

　　但在中國鞋業面臨的“囚徒困境”難題尚未徹底解決之前，中國鞋的困境故事仍是“未完待續”。這不能不令我們憂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