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2006年4月歐盟的反傾銷，在中國上千家的鞋企中，最終正式提出反傾銷應訴的只有9家；而在這9家當中，又僅僅只有兩家是內資企業。而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反傾銷剛開始的時候，相關部門竟連規模位居前幾十名的鞋企都弄不清楚，導致初步的組織工作很不到位、應對遲緩。

    內資民企多沉默 

    最終正式向歐盟一審法院提出反傾銷訴訟的中國鞋企中，僅9家堅定在列；而為數不多的9家企業中，僅奧康和泰馬同屬內資企業，其余7家均為港資或臺資。“為什么規模龐大的大陸鞋企，最終只剩下奧康和泰馬呢？反而一些平時行事低調的港資、臺資企業能積極應戰呢？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們廣大內資企業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淡漠。”奧康集團新聞宣傳部負責人韋開孟感嘆道。 

    廣州番禺創信鞋業董事長吳振昌，曾是“歐盟對華鞋產品反傾銷應對聯盟”會長，當記者問及為什么最終放棄上訴時，他回答主要由于其不是被歐盟實際抽樣調查工廠，其次產品輸歐比例很低。吳振昌透露，創信受歐盟反傾銷制裁的影響，迄今銷售額只下降了2％。影響不大，“所以，創信去打這場耗財費力的跨國官司意義不大。但對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中小企業來說，打擊無疑是致命的。” 

    的確，跨國官司不僅耗資巨大，還需歷時兩年左右，且訴訟前景不甚明朗，極可能出現制裁都到期了，而官司還未分勝負的結果。以上種種無疑是眾企業放棄應訴、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同時，多數企業沒擺脫“政府依賴癥”、對反傾銷缺乏認識、維權意識淡漠、法律觀念不強，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實。 

    一片沉寂之中，廣東南海金履鞋業卻有些與眾不同，它是第一階段應訴后惟一可享受9．7％優惠稅率的中國鞋企且惟一獲得歐盟市場經濟地位認可，然而，金履鞋業卻毅然站在應訴到底的行列中，與拿著16．5％稅率就“打道回府”的企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前，金履鞋業董事長劉旭曾表示征收反傾銷稅是針對整個中國制鞋業，必須要參與。的確，既然承認了金履的市場經濟地位，反傾銷稅又從何而來？確實應該討回個說法。 

    訴訟意義重于結果 

    奧康總裁王振滔曾透露，作為一個走高端路線并具穩定銷售渠道的企業來講，奧康此次所受的影響并沒有其他中小企業那么大。16．5％反傾銷稅帶來的大部分成本，將由其在歐盟的銷售商和歐盟消費者買單，其本身增加的成本并不多。但奧康多次強調：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歐盟聽到中國鞋企抗辯的聲音，這場官司輸也是贏，贏更是贏。 

    泰馬集團副總經理陳哲西表示，僅9家鞋企堅持到最后，讓他多少有些費解。據陳透露：打這場跨國官司，純粹費用不會超過100萬；若勝訴的話，最多50萬。對大部分企業來說，支付這筆費用不是難事。“就算敗訴，法院也得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若能勝訴，屆時其它鞋企向歐盟上訴，可援用這個案例，也能獲勝。參訴這件事，對中國鞋業來說是極有意義的，我們當然要做！”陳表示，泰馬的訴請相當明確：要求廢除歐盟理事會表決通過的“1472／2006條例”，基于此，歐盟才對我國皮鞋業征收為期兩年的16．5％高關稅。“既然應訴了，就得有個結果。對于勝訴，泰馬很有信心。” 

    素有“反傾銷第一律師”之稱的蒲凌塵，是此次鞋業反傾銷案4家中國鞋企的代理律師，關于該案的前景，蒲謹慎地表示結果是難以預測的，畢竟雙方認定的“調查角度”存在差異，單方面預測的優勢或劣勢，在法律上的價值并不大。

    “贏和輸都是相對的，對于本案來說，其意義不在于結果，而在于為我們今后同歐盟打反傾銷官司掃清了障礙，也為今后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案例和寶貴的經驗。”蒲解釋，雙方對“反傾銷”這一概念的認知和解讀不夠清晰、存在差異，因此法庭必須做出清晰明確的司法解釋。 

    企業政府須默契配合 

    此次事件，對政府相關部門的表現，各界褒貶不一。褒者認為政府做的很到位，企業不應過分依賴政府；而另一種呼聲則是，相關部門對企業欠缺了解、初步反應滯后，從而“貽誤最佳戰機”。 

    蒲凌塵說：“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不應過分依賴政府，這次事件中，企業是絕對的主體。”蒲反映，政府相關部門曾專門為此組織過兩次大型企業應訴培訓會。可是有的企業根本就不去，更不愿意積極應訴。“一切都指著政府去解決，不做應盡的努力，等歐盟最終制定出為期兩年的16．5％的稅率后，就開始指責、埋怨政府。這種意識和做法過于滯后。” 

    奧康集團韋開孟表示，商務部一直在給予應訴企業支持，企業也要積極爭取自身利益，不能總存在依賴心理，更不能對不合理制裁坐以待斃。“我們確實缺乏經驗，對歐洲法律規則也知之甚少。打這個官司，起碼為我們積累了經驗。” 

    陳哲西反映，前些日子，商務部的人員曾專門來企業了解過情況。 

    但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反映，在2006年4月歐盟開始對華實行反傾銷制裁時，相關部門竟連前幾十家鞋企都弄不清楚，導致初步的組織工作很不到位、應對遲緩。該人士希望相關部門能在平時做好功課，掌握清楚自己所負責的相關信息，在關鍵時刻，能夠積極、快捷、有效地起到作用。 

    皮革協會制鞋辦公室主任衛亞非表示，對于該類事件，企業和政府都缺乏具體經驗，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但政府該做的事情都做到了，至于效果如何，還要企業們來評價。“市場經濟下，政府的作用很有限，企業得有積極性，政府才能做好組織協調工作。” 

    市場經濟中，企業是絕對主角，政府是配角，應各司其職、默契配合，共同唱好市場經濟這出大戲。 

    中國鞋企要贏在轉折點上 

    在9家鞋企與歐盟對薄公堂之際，我們也應該進行反思。“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外在的打擊，如能善加應對，中國制鞋業還可借此逐漸走向高效能之路。對部分鞋企來說，這個過程很痛苦，畢竟市場是殘酷的。 

    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李鋼說：“這次風波，從客觀上抑制了中國鞋業市場中存在的過度增長、低價競爭的現象。兩年的制裁，會讓一部分競爭力差的企業消失，一部分從業者亦會度日艱難。同時，會損失掉一些轉產成本，而一些地區的經濟也會因此受影響。但這是市場發展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應盡量以平常之心和積極態度來應對。”近幾年來，歐盟真皮市場的自身產能在萎縮，外來低價產品的沖擊是主要原因，歐盟也在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我國有數千家制鞋企業，產業集中度不高，造成內部競爭激烈。受到制裁影響后，市場自身會進行有效的調節，但相關部門應加重對內外需的調整，盡力促使其平衡。” 

    衛亞非表示，假如沒有這次反傾銷打擊，幾年后中國鞋業市場自身也會進行一次“洗牌”。

    現在，外力加速了這一過程。“市場會進一步優化，抵御風險能力差的企業，會被擠出市場。此外，國家會出臺相關的政策，對外貿進出口進行有效的調節。” 

    對企業來說，應作何應對呢？大多數具一定抵御能力的企業，已做了轉產或轉銷。陳哲西透露，先前歐洲約占泰馬市場份額的15％，2004年，出口歐洲的產品中，皮面鞋占80％，革面鞋只占20％；在制裁前，泰馬就做了產品結構調整，現在革面鞋占80％，皮面鞋則只有20％。歐盟制裁的是真皮鞋產品，所以泰馬的經濟效益非但未受影響，今年輸歐產品的比例還有所擴大。 

    衛亞非認為，以歐洲為主要市場的企業，應充分利用這段時間進行積極的調整。對于既沒自身品牌、又沒銷售渠道的企業來說，要么退出市場、要么創造品牌、要么開發國內市場。所以需注意在國內市場尋求自身位置、謀求創新點、提高附加值，建立品牌、建立銷售網。“就制鞋業來說，大國以加工制造為主，小國以尖端市場為主。中國制鞋業制造量大、加工能力強，具有相當的優勢。” 

    奧康總裁王振滔多次表示：“中國鞋企不只是贏在起點上，而要贏在轉折點上。”在此次轉折點上，中國鞋業的風險和機遇同在。 

    鳳凰涅磐期獲新生 

    一些人把此次中國鞋業受反傾銷制裁的原因，歸結為缺少自己的品牌，缺乏獨立的銷售渠道。創信鞋業董事長吳振昌對此頗不贊同，他認為好品牌若經營不善，同樣會賠錢；小品牌如善加經營，也可以賺錢。“對于現階段的中國鞋業來說，創造幾個adidas或Nike好像不太現實。市場不規范是我們的‘致命傷’。首先，一些企業不遵守市場規則，大打價格戰，給歐盟造成了我們搞傾銷的現象。”吳透露，部分企業主為降低成本、壓低價格，不給工人上保險，而且工作環境也很差。“其次，我們的鞋業市場過于分散，確實急需整合。” 

    衛亞非認為，歐盟此次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看似在打擊我們的中低檔鞋業市場，在表面上指責我們量的擴張，實際上是針對我們已進入其中端市場的品牌。歐洲制鞋業歷來是一流的，并把持著尖端市場，中國要想沖擊這個市場不是朝夕之事，但是，我們已有一部分中檔品牌極具沖擊其尖端市場的優勢和潛力，這才令他們感到恐懼。“歐洲只占我們市場份額的14％，兩年的制裁，不會撼動中國制鞋業霸主的地位。但是，我們還須密切關注周邊地區類似產業的成長。制裁期內，低端市場訂單的轉移，確實給我們造成了不少損失。”對于未來幾年中國制鞋業的總體走勢，衛亞非認為還是會以加工為主。“雖然創品牌是件難事，但一定要有品牌意識。不能總在隊伍末端徘徊，就算是作OEM，也要努力做到最高端。提高質量、尋求創新、創造品牌，是我們未來幾年的工作重點。” 

    從整體上說，這次風波，的確讓中國制鞋業受到打擊。然而，也正是基于這外在的打擊，中國制鞋業提前開始了積極有效的整合。這個過程中，損失不可避免，同時，我們也有理由得到更多。鳳凰涅磐的過程，歷來如此。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制鞋業最先踏上了打破國際貿易壁壘的征途，它不僅為今后本行業和其它行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也向世人宣告：中國反傾銷開啟“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