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這塊中國民間市場經濟的知名城市正在遭遇“圍剿”。圍剿來自兩個方面：首先來自外部對于溫州游資的恐懼，溫州資本被視為市場秩序的對立一方，被迫從樓市、礦山等領域退出；其次來自溫州內部，新的行政力量正強力推出一號工程”，以遠遠高于民企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走“重化”工業之路。

    一塊堅韌發展了二十多年的市場經濟熱土，如今卻被迫重走蘇南模式的發展老路，這不僅是溫州經濟的悲哀，更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悲哀。

    誠然，溫州經濟發展至今，已經暴露出小、散、創新動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幾個月前央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對于溫州經濟的指責無疑代表了一批人的觀點，是值得關注的風向標。那份報告指出，民間金融“在推進產業升級和市場經濟現代化方面貢獻力已顯不足”。相對于蘇州支柱產業中40%的高新技術產業結構而言，溫州支柱產業還停留在鞋革、服裝、工業電器、塑料制品、印刷等傳統產業上，工業產值中高新產品產值占比僅5%；企業單體規模普遍較小，中小企業占99%。

    問題在于，這是溫州民間資金或者溫州商人的過失嗎？

    當溫州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更大范圍的更為規范的市場配套措施時，卻發現自己動輒得咎。沒有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舉措，使得企業的高成本創新成為摹仿者獲取利潤的捷徑，出口商品陷入低價競爭的怪圈，而需要商務部門提供的信息不僅多數收費，還總是姍姍來遲。

    溫州資金急需尋找出路，但溫州人的投資卻很難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當溫州資金進入樓市，恰遇政策劇烈波動，溫州炒房團成為現代投機者的樣板，是祭旗的現成靶子；溫州資金進入資源性行業不僅遭遇行業壁壘，又遇小礦山整頓，一聲令下小煤礦便成片倒塌，投資資金就此石沉大海。

　　溫州商人的窘境無非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窘境的投射，區域性市場經濟進展到這一步，已經不滿足在小范圍內各自為戰，他們需要全國性的大市場、大物流、有保障的高效金融體系，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對于產權的切實保障。如果并非商人違法而行，由政策性因素導致的損失，政府理應給予賠償，如此才能樹立企業做大做強的信心。一個風險巨大的政策與法治環境只能培育出投機者與胸無大志的中小企業主。溫州中小企業規模之所以不大，是規避商業、政策與法律風險所需，決非民企原罪。

    溫州商人本應成為新一輪市場發展的領航者，不幸的是，他們正在逆向行駛。大型企業遷出溫州以尋求更高的發展平臺，溫州資金在各地尋找投資方向的過程中，利用政策漏洞與地方官員建立利益共同體，不顧當地的長遠發展與生態人文環境，狂挖濫采的現象屢禁不止。這反過來給予政策取締的理由，由此形成一連串惡性循環，這一循環的終點就是，連溫州本地的市場環境都受到質疑，并被行政權力侵蝕。

    當此之時，政府本應為民間企業構筑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從市場流通、信息溝通、法律保障各方面逐漸盡到一個守夜人的本份。作為溫州地方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在各地保障溫州商人的利益，并繼續完善本地的市場環境，而不是以中小企業為口實，以不公平的政策為代價，強迫中小企業與國際資本聯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