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打工部落：“流”一族

　　一項調查顯示，“80后”打工者們僅有18.2%以“掙錢”為主要目的，其跳槽頻率卻是“50后”的近6倍。隨著這群人不可逆轉地走向打工舞臺中央，制造企業主們開始面臨一項難以琢磨的新挑戰

　　當文西在“十一”前一天把行李從深圳一個小印染廠搬出來時，他完成了高中畢業后4年間的第17次跳槽。

　　這個不滿23歲的年輕人對極力挽留自己的老板說，印染廠長時間的高溫和潮濕使他難以忍受，他決定換一個工作環境。

　　近年來，像文西這樣的“80后”，陸續加入了打工者行列并逐漸成為主流。有調查顯示，這些年輕人選擇工作不再“唯利是圖”，而是更加注重自身權益、工作環境，乃至個人心情。他們比年長于自己的“70后”、“60后”打工者更頻繁地跳槽，儼然為打工部落中的“流”一族。

　　對以招收此類打工者為主的制造業企業來說，這構成了招工和管理上的新挑戰。

　　“流”一族打工者

　　近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農村發展研究所共同組成的課題組公布了一項針對珠三角地區外來務工人員的問卷調查。本次調查顯示，在被訪的農民工中，1970年之前出生的人只占8.4%，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占30.2%，80年代出生的占60.0%。

　　出生于1983年的文西屬于調查對象中的“80后”之列。2002年高考失利后，他就隨縣里幾個相識的同齡人一同來到深圳打工。

　　文西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模具廠當雜工。但三天后他就厭倦了這種打雜的活兒，于是隨即去了一家制衣廠，在那里，他負責給襯衣釘上紐扣。但試用期剛到，他就揣著三個月掙的1800元辭工了，理由是跟他在同一條生產線上的幾乎全部是女人。

　　文西最長的一份工作持續了半年，是在一個注塑廠跟模具師傅學徒，但半年后師傅的一句責罵促成了他的離開。隨后，文西就在這樣的找工辭工中度過了4年。

　　文西35歲的叔叔文建國在另一家印染廠打工，他說：“我想先賺錢供兒子念完初中，最好還能蓋上一幢樓房。”

　　但文西沒有他叔叔這樣的壓力，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追求什么。“如果我沒錢了，父母就會給我寄過來。”文西揚了揚掛在胸前的MP3說。這個音樂播放器花了他340元錢，他另外還花1800元買了一部能拍照及發送彩信的名牌手機。

　　雖然文建國一再提醒文西說，熟練的印染工人將會非常走俏，有的高級技工甚至能拿到五六千元一個月，但文西辯解說他只想換一個好點的工作環境。他的愛好是打臺球和QQ聊天。

　　跟文西一起前來深圳的于濤在布吉的一家紡織廠工作，這個月薪800元的“80后”，最大的愛好是打網絡游戲“魔獸”，他幾乎每月都要花近百元去買游戲點卡。“我每個月拿到工資后都要先還債。”這個經常熬夜打游戲的年輕人說。

　　上述調查佐證了文西們的狀況：“80后”農民工中只有18.2%以“出來掙錢”為主要目的，而選擇“剛畢業，出來鍛煉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學一門技術”以及“在家鄉沒意思”的人共占到71.4%。

　　與之相對照的是，其他年齡段的農民工大多以“出來掙錢”為主要目的。其中，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有55.6%選擇“出來掙錢”，在60年代農民工的比例是76.2%，70年代的則占到34.9%。

　　制造業的新課題

　　無憂無慮的文西們，卻給自己的老板們帶來了困擾。東莞臺商投資企業協會秘書長趙維南對記者表示，隨著“80后”不可逆轉地來到打工舞臺中央，已經遭遇種種苦惱如能源原材料漲價、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等的制造企業主們，必將面臨新的更加難以琢磨的挑戰。

　　文西的前東家——印染廠的劉老板說，他廠里大部分工人都是“80后”，這些年輕人不再將賺錢當作唯一的追求，轉而更看重工作生活環境的質量。

　　據介紹，以前來到深圳的打工者，只要能有穩定的活兒干，他們通常都能忍受漫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微薄的工資。

　　“現在并非招不到工人。”劉老板對記者抱怨說，“而是工人們都頻繁跳槽，很容易打亂生產計劃。”

　　上述調查顯示，沒有掙錢的壓力，“80后”打工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換工作。他們的職業流動率在各個年齡段中最高，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最“懶”的上世紀50年代生人僅為0.08次。

　　工資太低（22.3%）并不是被調查者跳槽的主要原因。近一半的人是因為“生活、生產環境和閑暇時間不足”而跳槽。同時，17％的人提出，“不喜歡那個工作”或者只是“想換個環境”。甚至連“沖涼房里面有蜘蛛網”、“廚房師傅做菜太咸”，也成為找尋新東家的借口。

　　對于“80后”種種前所未見的特性，長年依照慣性思維進行經營管理的制造企業主們顯然有點難以適從——他們那套“胡蘿卜加大棒”的手段不再能從上一代人身上完全移植過來。而2006年的到來，預示著“90后”年輕人也將陸續融入這支勞動大軍，對于他們的思維方式，更是不得而知。

　　“他們需要自己的空閑時間，需要人性化的管理。”劉老板訴苦說，“還提出要工廠為他們安排培訓。”

　　類似劉老板這樣的企業主現在找到了一個“專業臨工集團”以解燃眉之急。“臨工頭”在珠三角的服裝、電子等行業浸淫頗深，他們技術熟練，對生產的要求和價格也很了解；同時他們還擁有足夠多的人脈，能及時組織起一大批“臨工”。“臨工”的工資通常是工廠工人的兩倍，最多能達到10元/小時，“臨工頭兒”還要根據工人的工錢抽取7%~10%的提成。

　　但找“臨工頭”畢竟也是臨時之計。“企業需要建立更加人性化的企業文化。”趙維南提醒他的會員公司說，“這對于你們能否留住員工，尤其是熟練員工，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而在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于長江看來，像文西這樣“80后”農民工，他們和眾多的城里孩子一樣，也是喝著可樂追著明星長大，他們的思想觀念與城里人相差并不大。“80后”農民工在乎的決不僅僅是一個錢多錢少的問題，他們更需要的是尊重和交流，希望和城里人一樣享受現代生活的多樣性。

　　“對于現在的企業主而言，與其試圖按照以往的經驗使用控制手段，不如為他們（‘80后’打工者）創造更加便捷的交往途徑。”于長江說，“‘80后’接觸城市的心愿得到滿足后，他們將更具有自豪感、歸屬感，工作無疑也將更為積極。”

　　“我至今都沒找到一個感覺比較好的工廠，這樣跳來跳去很沒勁。”文西把從老板手中接過的1100元放進一個精致的錢包里，朝遠方瞇了瞇眼睛。他旋即又用手機撥通了一個朋友的電話：“強哥，我‘十一’先去你那里住著——我打算重新找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