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我國第一份應對出口反傾銷的地方性文件《浙江省應對出口反傾銷暫行辦法》開始實施。這讓身陷反傾銷調查“重災區”的浙江商人，有了主心骨。

    有人說，占到國內遭受反傾銷調查四成的浙江省，如果在反傾銷調查方面打個噴嚏，全國對外貿易都得感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浙江省反傾銷方面的任何動作，便有了標本意義。

    在反傾銷方面，浙江走過了一條怎樣的路程？又有什么樣的經驗和教訓呢？本網記者幾天來對此進行了深入的采訪。

    “反傾銷”為何死活纏住浙江

    謝榕芳一行登上飛機，取道上海前往德國，參加在那里舉行的“浙江周”活動。

    如果一切順利，這位浙江省溫州市鞋革協會秘書長將于本周與對方簽訂一份自談判以來一直秘而不宣的投資意向書———溫州制鞋企業聯合投資60億元，在德國興建“溫州皮鞋工業園區”，以應對歐盟對中國皮鞋日趨嚴厲的反傾銷措施。

    也是與反傾銷有關。就在剛剛過去的8月底，浙江出臺了全國第一份應對出口反傾銷的地方性文件《浙江省應對出口反傾銷暫行辦法》。

    來自浙江省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廳的一組數據告訴我們，浙江所賺貿易順差約占全國一半；浙江又是我國遭受出口反傾銷影響最嚴重地區，2002年至2005年，浙江反傾銷總涉案數和涉案總金額，占全國的4成以上，反傾銷調查涉及的大案要案也逐年增多。

    有人說，浙江省在反傾銷調查方面打個噴嚏，全國對外貿易都得感冒。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浙江成為反傾銷調查的“重災區”呢？

    對外貿易高速增長“當你勢如破竹地占領他國市場的時候，必然要遭遇對方抵制。”浙江省外經貿廳副廳長金永輝認為，浙江成為反傾銷調查“重災區”的一大原因是近年來浙江對外貿易的大發展。

    他介紹說，浙江省出口數量持續高速增長，對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形成較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產業要求本國政府采取各種措施，限制進口中國產品，從而引發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摩擦。

    非市場經濟地位“WTO協議所規定的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也是浙江企業頻頻遭受反傾銷調查的重要原因之一。”溫州市外經貿局進出口公平貿易處處長周小平認為，由于中國處于非市場經濟地位，促使其他國家對中國進行反傾銷調查時，可依據某一市場經濟國家(即替代國)該商品的價格計算傾銷幅度，而不使用中國自身的數據。替代國的選擇比較隨意，傾銷幅度易被高估，因而傾銷判定容易成立，這直接導致了更多貿易伙伴對中國反傾銷調查的跟進。因為這一原因，近年來，繼美國、歐盟之后，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亞等國也逐步加大對浙江發起反傾銷調查的力度。

    出口商品依靠低價競爭在浙江大學法學教授陳剩勇看來，浙江之所以招致較多的“洋官司”，與其自身經濟結構有較大關系。因牽涉各方利益，國際貿易市場上各種名目繁多的反傾銷、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手段越來越多地被運用。目前，浙江省的出口增長方式仍然以量的增長為主，自有品牌嚴重匱乏，出口商品仍然依靠低價競爭，這些都極易成為招來其他國家“貿易彈”的靶子。

    溫州市委黨校經濟學教授朱康對此也有同感。他舉例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溫州制造的金屬防風打火機，市場價格不到一美元，國外廠商紛紛在溫州下單生產。見這一行業有利可圖，幾乎是一夜之間，溫州冒出了兩千多家打火機生產企業。為了爭奪市場，企業之間開始相互壓價，價格優勢演化為血淋淋的“價格戰”，從國內打到國外，直至逼得國外同行沒有了生存的空間，最后招來了反傾銷調查。

    文化理念存在沖突“文化理念的沖突是浙江產品頻頻遭受反傾銷調查及其他損害的第四大原因。”周小平說，在許多西方國家，許多商人們認為，只有在競爭談判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但浙江的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不理解西方貿易文化的這一特點，在談判過程中，一上來就赤裸裸地把價格放到最低點，不給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引起了對手的反感。

    原溫州市鞋業協會秘書長朱峰對記者說，過去溫州人在西班牙直銷溫州鞋，從發貨到零售一條龍自我“包干”到底，所有環節的利潤“獨吞獨占”、“吃干榨盡”。溫州人原以為這是好事，但沒想到引發出一系列連鎖反應，就連當地的企業和工人都要與中國鞋商“拼命”。2004年，西班牙的埃爾切市就曾發生“火燒溫州鞋”事件。

    國際官司贏了八成靠什么

    作為我國民營經濟發祥地與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地處浙江南部沿海的溫州市一直是浙江的縮影。

    溫州市外經貿局進出口公平貿易處處長周小平介紹說，加入WTO以來，溫州出口額迅速增加的同時，眼鏡、打火機、鞋類等20多種產品遭遇形形色色的貿易壁壘，涉案企業400余家，涉案金額4.9億美元。“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溫州市共發生國際貿易壁壘案件41起，可訴34起，應訴23起，應訴率67.6%，結案15起，勝訴12起，勝訴率達80%。”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了解了溫州人是如何打贏八成“國際官司”的，對浙江應對反傾銷的思路也就清楚了。

    寸土必爭依法維權2001年11月13日，我國加入WTO后第3天，土耳其對外貿易署發布的一份眼鏡保障措施公告在溫州引起了軒然大波。盡管此案涉及金額只有600萬美元，只占溫州眼鏡行業出口總額的1.3%，即使放棄了影響也不大，但考慮到土耳其與歐盟的特殊關系，一旦土耳其此舉贏了，很可能會引起其他歐盟國家效仿，市場就會出現雪崩式反應。溫州的眼鏡制造商思考再三，還是決定立即應訴。

    在中國輕工進出口商會的組織下，溫州13家受到進口壁壘挑戰的眼鏡生產商，委托律師向土耳其政府遞交了反對進口壁壘的抗辯書與有關證據。隨后，還派出代表隨商務部公平貿易局領導到土耳其反復游說磋商，最終，使土耳其方面改變了態度，使問題得以解決。

    這場“國際官司”，被稱為“中國入世第一仗”。其所以獲勝的“眼光遠大、寸土必爭、不畏不懼、依法維權”經驗，對溫州人后來應對屢屢出現的“國際官司”產生了深遠影響。

    預警機制防患未然溫州人之所以能打贏八成“國際官司”，與溫州市擁有一套反應靈敏的反傾銷預警機制有關。

    早在2003年6月，溫州就率先開通國內第一個進出口公平貿易網，宣傳公平貿易基本知識，通報反傾銷預警信息，指導企業利用WTO規則保護產業安全，創造性地構筑起富有溫州特色的貿易壁壘預警系統。

    他們充分利用溫州四十多萬華僑遍布世界各地的優勢，建立起產品預警信息資料庫和海外市場準入信息數據庫，及早了解商業信息，及時為企業發回最新的預警信息。

    多方聯動制勝法寶“如果說建立預警機制、變消極等待為未雨綢繆，為溫州的反傾銷‘國際官司’打下了基礎的話，那么，多方聯動、同心協力則是溫州人打贏八成‘國際官司’的制勝法寶。”周小平說，每逢反傾銷調查案件出現，溫州市外經貿局就馬上召開反傾銷應訴協調會，政府、涉案企業、行業協會、專業律師一起坐下來想辦法出主意。

    在應對反傾銷調查中，還有一個組織的作用不可不提，那就是溫州市的一百余個自治性行業協會，他們發揮了政府和企業無法替代的協調組織作用。

    2002年，歐盟提出了CR法規，要求售價在2歐元以下的打火機必須安裝防止兒童開啟的安全鎖才能進入歐盟市場。接到反傾銷調查通知后，溫州市的許多打火機企業陷入了對方設置的兩難境地：按照WTO有關規則，政府不能介入反傾銷具體事務；單打獨斗，任何一家企業顯然都沒有這一實力。沉思良久，溫州煙具行業協會決定聯合應訴。他們從涉案企業籌措應訴專項資金，邀請法律專家舉行專題分析，邊輔導邊抗擊邊制定應訴之策：15家企業遞交產業無損害抗辯，2家企業申請市場經濟地位。而后，溫州市煙具協會組成“中國民間第一團”，隨同政府部門出訪。在歐盟輾轉18天，進行了十多次多邊會談和交涉，促使歐盟原本定于2004年6月19日起強制執行的CR法案不得不擱置。

    “重災區”的人有了主心骨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把“中國民間第一團”的歐洲之旅比做軟應對，理解為浙江民營企業試圖規避反傾銷調查，那么《浙江省應對出口反傾銷暫行辦法》則是從制度層面，對今后如何應對反傾銷調查進行硬規范。一軟一硬，顯示出浙江省應對反傾銷調查的新動向。

    境外設廠利益共享化解摩擦面對層出不窮的貿易摩擦，浙江省的許多企業不再走“忍氣吞聲繞開走”、“針鋒相對搞游說”的應對老路子，而是在如何更好地“規避”貿易壁壘上動腦筋做文章。

    通過合資、聯營、收購等多種方式，在境外設立工廠，將競爭關系變為合作關系，以利益共享化解貿易摩擦。

    2001年土耳其眼鏡保障措施案后，溫州明明光學有限公司在土耳其投資建廠，現已成為該國第三大眼鏡生產企業，當年帶動出口400萬美元，成功繞過了貿易壁壘。

    2004年，溫州哈杉鞋業有限公司在尼日利亞的拉加斯投資創辦皮鞋廠，在收獲效益的同時，也得到了當地政府和人民的歡迎。

    作為中國皮革行業的龍頭企業，溫州康奈集團的目光已經不僅限于在境外設廠了，康奈集團總裁鄭秀康告訴記者，康奈的“新思維”是參與發達國家行業標準制定，以期掌握貿易規則的主動權。

    據商務部最新統計，浙江境外投資企業數居全國第一位，到今年8月底，境外投資累計達到16.85億美元。

    定制度提高抗風險能力在浙江省外經貿廳副廳長金永輝看來，貿易摩擦“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公眾，都應保持平常心態去積極應對”。但為了提高抗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必須規范應對出口反傾銷工作。出于這樣的考慮，浙江省率先全國出臺了《浙江省應對出口反傾銷暫行辦法》(下稱《辦法》)。

    該《辦法》共23條，專門列出“職責分工”表，明確規定在應對出口反傾銷過程中，縣級以上政府該干什么，外經貿局該干什么，行業組織和企業該干什么。參與《辦法》擬定的浙江省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廳公平貿易局陳巧艷介紹說，這在全國尚屬首創。

    《辦法》的另一突出特色是明確申明企業是應訴主體。陳巧艷說，面對反傾銷調查，過去，一些企業不應訴或消極應訴，利用立案到裁決的一年時間差，爭分奪秒多出貨。官司贏了，搭個“便車”；官司輸了，大不了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種“搭便車”心理往往最終導致整個應對反傾銷的被動或失利，一時之快帶來了長期之痛。

    為改變這一現狀，《辦法》對涉案企業應訴作出了硬性規定，“今后，拒不執行應對出口反傾銷相關措施的企業將被通報，并記入該企業的信用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