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有關工資增幅和GDP增幅的討論多了起來，例如日前媒體就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王紅領研究員的一篇《工資增速為何遠落后于GDP增速》，文中提到，工資增幅遠低于GDP增幅是由于我國企業缺乏創新，國家競爭策略需要低工資策略、當前的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難以為勞動者提供有力的支持，等等。

　　筆者認為，盡管王紅領研究員的論點部分解釋了上述原因，但是總認為有隔靴搔癢、沒有點透問題之感。研發投入過低、企業技術含量低沒錯，但是只要企業利潤豐厚，一樣可以提高工資；同樣，現行法律、法規執行難度大，但只要地方政府認真落實，恐怕也沒有想象的那么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最近，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發表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的《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為什么帶來的卻是高失業？》一文也許給出了答案，盡管該文說的是失業問題，但筆者認為同樣也可以解釋工資不漲的的原因。

　　周教授認為，造成目前經濟陷入了“高增長、高失業”的怪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當前高度壟斷的銀行體制，使貨幣主要流向不創造就業甚至減少就業的國企，不能使貨幣流向創造就業最多的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宏觀稅費負擔率太高，特別是個體、微型和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很重，損害了創業活動和就業機會的擴大和經營，進一步影響了就業。周教授還舉例說，從1999年－2003年，全國有770萬家個體戶破產。

　　不難看出，當前的融資過多集中于大企業、大項目，而這些恰恰都是難以吸納就業的部門，過去有活力的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的稅負日益嚴重，也極大削弱了就業的機會。如果將這些原因應用于工資的增幅，也可以推斷，高失業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供過于求，出現經濟學上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態，工資增長自然困難。

　　筆者還認為，恐怕現在工資增幅慢，與目前的分配制度不無關系。據相關媒體報道，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日前認為，經濟增長的收益過多的分配給了政府和企業，尤其是壟斷企業。從居民、企業、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來看，1978年為55%、11.1%、33.9%，1998年為68.6%、13.9%、17.5%，變動趨勢是居民的份額不斷提高，企業的份額有多上升。但從此后的1999年到2003年間，居民的份額明顯下降、企業的份額進一步提升，國家的份額大幅度上升，到2003年發展為61.8%、15.1%、23.1%，政府最終可支配收入的規模迅速擴大，相應居民可支配收入明顯減弱。

　　結合這兩個分析，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我們漲不到工資了。盡管經濟繁榮、卻是國富民窮，創造的巨額財富不能用于民生福祉，普通勞動者難以在改革中得益，這無疑建立不起“和諧社會”，因此，藏富于民，以民富求國富，才是和諧社會的原本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