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對美順差轉移至華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很大一部分是周邊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貿易轉移效應所導致，自2000年以來，中國與美國保持貿易順差的同時，與亞洲其他國家卻形成了巨額逆差，”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孫立堅說，“而美國源于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進口比重總體上基本保持不變，這說明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只是全球生產鏈及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結果�！�

　　由此可見，中國實際上只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和密集勞動力加工業的一個平臺，甚至在所謂“高科技”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領域也是如此。張燕生表示，由于中國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很低，資本密集型產品在資本配置效率上低于國外，很難形成真正的國際競爭力優勢，技術密集型產品就更不用說了。

　　FDI流入推動出口

　　2001年以來，中國對美出口增長的部分因素也在于中國入世帶來了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增加，朱鐘棣表示，FDI流入量不斷增加推動了我國出口部門生產能力的提高�！爸袊�加入WTO后，FDI流入加快，為美國企業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企業重新布局部分業務或擴張全球業務網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孫立堅說。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自1995年以來,由美國流入中國的FDI已經從當初的30億美元上升到去年的60億美元左右，中國占世界FDI總量的比重約為4%。朱鐘棣表示，“這些FDI的流入，很大一部分又集中在出口導向型企業，因此在華跨國企業獲利的同時，也擴大了目前的中美貿易規�！薄�

　　由此可見，盡管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表象一直是眾多媒體及美國政客們關注的焦點話題，但雙邊經貿為美國所帶來的利益是實質性、可持續的。這是牛津經濟預測中心(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OEF)今年1 月份根據其宏觀經濟模型，對2000年以來美中貿易和投資狀況及2010年前景所做的詳細評估。

　　在美國對華巨額逆差數字的背后，實質上是美國所獲得的巨額利潤。根據牛津經濟預測中心的評估，到2010年，美國GDP將會因2001年以來美中貿易和投資的增加而多增長0.7%，而美國的物價則會因此而多下降0.8%。這兩組數據相當于每個美國家庭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每年增加大約1000美元。

　　“不僅是這樣，即使是美國一直渲染的受中國順差影響而在制造業領域失去的就業崗位，也早被流通領域增加的就業崗位所抵消，”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貿易研究室主任劉旭說，“中美貿易和投資的不斷擴大，也在推動著美國就業結構從制造業向金融、分銷等服務業領域轉變�！�

　　在劉旭看來，雖然這種結構轉變讓美國制造業領域工人付出了代價，但美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將受益。

　　而現在，美國卻將產業轉移造成的陣痛轉化為政治壓力。日前，美國總統布什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呼吁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下周訪美時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做出闡述，證明中國正在采取措施擺脫以出口主導的經濟增長。

　　匯率調整消除美逆差有限

　　美國將“逆差”作為施壓中國的工具，其“醉翁之意”實則為中國的人民幣匯率、農產品及金融市場開放、知識產權等問題。

　　近期中美雙方商界、政界高層的頻繁互訪將暫時緩和中美經貿關系，吳儀此次訪美及時拋出的巨額訂單也讓一度強硬的美國國會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態度有所轉變。二人訪問北京之行后，推遲了匯率報復案，并稱“通過布什政府傳出的信息，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方面有所行動”。

　　然而，事實上，今年美國國會選舉之前，逆差問題隨時都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客們的“籌碼”，中美經貿關系的博弈仍是一個微妙的問題。

　　孫立堅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吳儀此次美國之行傳達了中國解決貿易盈余問題的兩層含義，“一是針對目前的‘存量’部分，希望通過高額采購訂單來削減，而針對未來可能產生的‘增量’部分，政府有關部門則可以通過對企業用匯制度的管理來實現逐步降低”。

　　在孫立堅看來，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期間，中國如何打出匯率這張牌還是一個未知數。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呼聲日益嚴重，則意味著在政治博弈中更多的利益集團形成了合力，這些政客們為了“政績”勢必向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繼續施壓，美國財政部即將在本月公布的“匯率操縱”報告是否將中國列入其中，也將成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

　　而來自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則表明，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對全球貿易不平衡以及美國的貿易逆差所產生的影響將是十分有限的。亞行經濟學家帕克在一篇題為《應對全球貿易不平衡與亞洲國家貨幣》文章中指出，即使人民幣匯率重估幅度為10%，也只能使美國的貿易逆差減少36億美元，這在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僅占0.02%；即使人民幣匯率重估幅度達到20%，情況變化也不大，只能減少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0.05%而已。

　　記者手記：“安撫”采購非長久之計

　　“顯然重估人民幣匯率，從經濟學意義上而言，美國政府及商界人士都已經意識到無助于貿易逆差的改善，”孫立堅說，“但這個問題已經被政治化，當初成功游說了日本進行匯率改革的這些政客們也不會輕易放棄對中國問題的‘政績’�！�


　　劉旭認為，美國真實的戰略意圖在于在盡可能的條件下，轉嫁其內部矛盾，繼續主導其在全球貿易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中，需要建立一種什么樣的貿易規則來應對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是一個挑戰，”劉旭說，“美國倡導的公平貿易只適用于其占優勢的領域，包括金融服務業、汽車業等，在其不占據優勢的領域，則要搞貿易限制，目的是維護其全球的戰略利益。”

　　正如吳儀在此次訪美時反復強調的，美國方面基于所謂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始終對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進行管制，美方也應該盡快放開高新技術產品對華出口市場，以實現雙邊貿易平衡。

　　“我相信，美國對高新技術產品市場放開的步伐有多快，對華貿易逆差削減的速度也會有多快，”朱鐘棣說，“中國不可能總是以‘安撫’性質的采購訂單來減少貿易順差，單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朱鐘棣看來，中國政府在雙邊經貿關系緊張時刻派出“采購團”只是一個暫時緩解矛盾的做法。值得探討的是，隨著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中美雙邊貿易逆差是否仍會繼續增長，中國應該以怎樣的長效機制來確保貿易相對平衡，但又不能如美國所愿成為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替罪羊”。

　　馮軍認為，中美雙方更需要建立一種以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長效機制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從而引導中美經貿博弈走向互惠、均衡的新格局。“所謂市場化，就是讓企業作為主體更多發揮作用，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幅度也應該‘有升有降’才算是由市場主導�！瘪T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