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現在采訪我們，這不是添亂嗎。”在中國鞋都康奈工業園，康奈常務副總裁周津淼見到記者就說：“這個時刻太敏感了，說什么都不合適。”
   周津淼是一個坦誠直率，思維敏捷的人，從他說話的語氣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歐盟來勢洶洶的反傾銷調查后果的擔憂與一絲緊張。
   2006年3月9日，歐盟發布公告，從4月7日起對中國皮鞋征收4%到19.4%反傾銷稅。歐州委員會貿易救濟司司長維尼格3月中旬的中國之行撂下一句重話：反傾銷稅肯定要征收，這次到中國來看看，就是為了傾聽一下中國鞋企的聲音而已。
   相關統計顯示，2005年我國出口鞋類190.5億美元，增長25.3%，出口歐盟占14.6%。我國鞋類目前只占領歐盟中、低檔市場，高檔市場由歐盟國家掌握，如去年出口歐盟鞋類單價不到10美元，而歐盟的鞋單價則為30~40美元之間。一位業界人士分析，在中低檔鞋市場上，歐盟的制鞋商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東藝鞋廠的董事長陳國榮告訴記者，他一次都西班牙參觀，發覺當地一家比較好的鞋廠，才只有幾百人，而溫州的鞋廠，上千人的鞋廠就有數十個之多。
   記者在溫州采訪，所到之處，問起溫州人的特點，他們的答案幾乎如出自一人之口：溫州人很勤費，為賺錢不怕吃苦。務實的溫州人很少和記者談起什么遠大理想，而對如何賺錢的話題談得津津有味。
   勤奮的溫州人，到了號稱高福利的歐洲國家，很快就把那些懶散的歐洲本地鞋廠擠垮，用一位業內人士的話來說，就是“所到之處非死即傷”。就連素有“歐洲鞋都”之稱的埃爾切市，在精明的溫州商人來了之后，50%以上的當地鞋廠被迫關閉，失業率非常高。埃爾切制鞋業協會提供的一些資料顯示：一些溫州鞋商普遍不遵守西班牙政府規定的營業時間，星期天和節假日也營業，有時候甚至半夜也卸貨。而本地鞋商不可能如此吃苦，當然這在當地也是不合法的。
   如此殘酷的競爭，結果在遠隔重洋的西班牙埃爾切市，發生了令人震驚的“火燒溫州鞋”事件。2004年9月17日，該市近千名鞋商和制鞋工人涌進溫州鞋商聚集的“中國鞋城”游行示威，抗議溫州鞋砸了他們的飯碗，一些不法分子焚燒了16個集裝箱的溫州鞋，損失近千萬元。
   這一把火燒過之后，震動了歐盟各國，自此，歐盟各國開始尋找借口挑戰中國鞋商。2005年2月1日開始實施“事先進口許可監控”，并開始從8個項目對我國出口歐盟鞋類設限，要求檢測禁用偶氮染料、禁用藍色偶氮染料、五氯苯酚、鎘、鉛、鎳、六價鉻和汞；7月對我國出口皮鞋及勞保鞋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9月意大利呼吁歐盟對非歐盟產品強制實行原產地標識；12月意大利對我國鞋企在生產過程中是否使用鎳等有礙健康的化學物質進行調查，導致部分鞋類因成分超標被扣押在港口。2006年3月，歐盟以中國鞋企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為借口，對中國皮鞋征收反傾銷稅。
   這讓不少中國鞋企繃緊了神經。溫州鞋革協會提供的數據表明，作為中國鞋都的溫州2005年鞋業出口額達15.8億美元，其中1/3出口歐盟，同比增長73%，歐盟已經成為溫州第一大鞋業出口地。目前溫州鞋業的從業人員緊缺、原材料價格上漲，如果真的開始推行反傾銷關稅，對溫州企業來說就是“雪上加霜”。特別是將影響到中國上百萬鞋企工人的就業狀況，而在溫州，就有30多萬產業工人。
   灰色清關
   俄羅斯是皮革生產和消費大國，是中國鞋類產品出口的重要基地之一，也是溫州鞋業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據俄羅斯有關研究機構的資料，目前俄羅斯的鞋業市場形成了意大利、中國和俄羅斯本國產品三分天下的局面。據有關俄羅斯制鞋工業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在向俄羅斯市場出口的非橡膠類鞋的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高居首位。
   但是溫州鞋走向俄羅斯之路卻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說是一部血淚史。
   商品進入俄羅斯，正常的報關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提到貨，本來是夏天穿的涼鞋，到了俄羅斯可能就是冬天了。而通過俄羅斯的一些“清關公司“，只需要一個星期。清關公司已經形成了接貨、驗貨、報關、儲運一條龍。
   一方面，對方默許清關公司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大肆查抄通過該類型公司入境的皮鞋。溫州鞋商經常為此如初巨大的代價。
   2001年的一天，溫州吉爾達鞋業公司駐俄羅斯辦事處打電話給在溫州的公司總經理余進華，說價值900多萬元的鞋被俄方拉走，同時被拉的還有二十多家，來自東北和溫州。接到電話的余進華并未驚慌：他早已經有心理準備——吉爾達的鞋是通過清關公司入境，沒有發票，所以經常遭到稅警的敲詐。“稅警跟海關都是通的，所以他們知道中國貨物很多都是不法進入。而且他們也知道，中國商人很好敲詐。”
   余進華找到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根本沒讓進去。沒有人理我們。”余說，2001年左右(王建平的說法是1998年)，與他在同一市場的溫州虎豪皮衣公司價值500萬美元的貨物被俄方沒收。老板李作虎去找中國駐俄大使館，但是“不讓他進去。他拿著個凳子，在大使館門口坐了一天一夜，沒人理他。使館不保護你，外國人打擊你，你說這樣我們中國商人在外面還有什么保障？”
   而更多的時候是無處控訴，，很多受害商人都隱瞞了。我們去找國家也沒辦法，國家沒有一個相關部門重視這個問題。”余進華說。
   陳國榮認為中俄兩國的貿易是不平等的。“一是對人的不平等。世界上所有國家，有沒有俄羅斯這樣的，看見中國人就查護照、要錢？我是經歷過的。俄羅斯人在中國，我了解過，從來沒有警察在馬路中間攔住他們查護照。二，貨物不平等。我們中國是按照一個標準清關的，都是合法的。為什么我們進入俄羅斯他要用灰色清關？皮鞋進去99%都是這樣的，造成我們授人以柄。”
   而哈杉的老總王建平的經歷更為冒險。行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王建平不止一次突然發覺“腦袋后面冰涼涼一塊硬的東西”。是手槍。“頭都不能轉的。”持槍者不是警察便是土匪。當時對方所需的酒錢只不過三、五美元，而現在，要一百甚至五百美元。
   無論是康奈的副總裁周津淼還是哈杉的老總王建平，都感受到了在異國他鄉做事的辛苦。中國企業輸出產品的同時，國家并沒有文化輸出，“我在俄羅斯從來沒看到過電視臺播出一部中國電影或者電視劇”。而在哈杉后來進入的印度，王建平說，當地人最熟悉的一個中國人的名字是成龍。而周津淼則希望海外有更多的中文媒體存在，為他們的生意仗義執言，創造更好的輿論氛圍。
   外資入侵
   不僅溫州鞋企的出口之路越來越艱難，在中國本土市場也遭到了外資品牌的大舉入侵，中國鞋在本土市場上，也一直是在食物鏈的最底端生存。業內人士把這比喻為中國鞋業的糟糕的金字塔結構。
   對于各品牌市場位置的“金字塔”構架，鞋業界有個共識：年銷售額50億—100億元的是國際尖端品牌，如阿迪達斯和耐克；年銷售額10億元以上是國內一級品牌；接下來5億元和2億元各是一個檻，分出國內第一、第二和第三層品牌；最后一道檻有的說是5000萬元，有的則認為是7000萬元，在這道檻之下的就是未上規模。
   品牌的認知差異直接在售價上表現了出來，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圣大保羅等世界著名品牌皮鞋的價格都在500元以上，溫州的康奈、奧康、紅蜻蜓等價位多在200-300元之間，溫州的著名品牌只能是中檔。
   一位資深的業內人士指出，整個中國鞋的品牌目前都在二、三級市場。他說，鞋業界提的一級市場是指一、二級城市，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為一級市場，其他各地的省會城市、經濟特區等為二級市場，三級市場為地級城市。現在一、二級市場基本上是國際大品牌和李寧占領。國內的強勢品牌占領著第二層的位置，像李寧、安踏、奧康、康奈，它們對于國際品牌來講是追隨者，而對于國內品牌來講是領先者。
   第三層次是二、三線級區域品牌，即在某個區域市場或某個省內市場里面做得好的，如福建晉江的特步、361°、溫州的部分規模制鞋企業，它們僅僅緊緊地跟著第二層次的領先品牌，后勁不可忽視。
   中國鞋業市場，完全可以用金字塔來比喻一下，少數國際大品牌在塔尖位置，二塔的中部則是國內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品牌，塔的底部則是成千上萬的不知名的制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