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以來，我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對有關人才測評思想進行多方面的探討，經過歷代不斷的總結和發展，概況下來有以下幾種：��

    1�敝袊�古代的思想家在自己的研究與實踐中發現了人類個體差異的存在，并且認為這種差異是可以度量的��

    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上說：“他人有心，余付度之。”這里的他人之心，其含義大致與我們所講的心理素質一詞相同。��

    孟子在二千多年前曾說過：“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孟子《孟子•梁惠王》)其含義是：物質可以用衡器度量輕重長短，人的心理能力和個性特征也是可以測量的。��

    我國漢代的桓譚對人的素質的差異性與差異性的度量的認識更為具體。他說：“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性情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才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所明有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這段話不僅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動的各個方面有異同，而且揭示了人的心理活動有“異度”，其中“大小”、“深淺”、“照”、“薄厚”，就是對人的內在心理素質活動特征進行評定的數量化意識。��

    三國時期，魏國的劉邵在研究“人的才性的性質和基本構成”的基礎上提出了“能出于才，才不同量”的思想。��

    2�敝袊�古代思想家認為，人的才能表現為人的外在行為，通過對人的外部言行的觀察，可以了解一個人的素質特性，從靜態和動態中去觀察人的行為特征和評價人的素質

    約在公元245年，劉邵編著了《人物志》一書。1937年，被美國編譯成題為《能力的研究》一書，并公開通過美國東方學社出版。在這本書中，劉邵對人的內在素質的特性與結構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評估人的心理素質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劉邵認為人們的才能和性情是通過其外部行為可以鑒別的。他把這種外部表現概括為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九個特征。稱為“九征”。通過這九種外部表現，可以觀察到人們的才能和性情特點，他還提出了從心理角度來測評人的素質的新思想，如“觀其情機，以知通塞”，闡明從動機和需求出發來得知人的情緒，以便進一步判斷其行為。對觀察人的行為，他提出了既要觀察一個人在變化條件下的行為，又要觀察在穩定條件下的行為表現。如“觀其感度，以審黨度”。必待“居止，然后識之”等。這些評估思想，具有樸素的心理學、行為學和社會學的原理。��

    3�痹谥袊�古代，人們在實踐中摸索出了許多對人的素質進行評定的方法，其中有的方法具有現代西方的情景模擬法的特點��

    孔子對人的素質差異性及人的行為的觀察分析有較深的研究。他認為，人是存在個性差異的，而“知人”最為困難。如何才能知人呢?孔子提出：“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就是說，判斷一個人，不是根據他自己的表白或對自己的看法，而是要觀察他的行動，即：“視其所從，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只有通過長期的觀察、考查和審度，才能了解人的個性及其特異之處。孔子還提出了觀察人的九種方法：“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率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諸葛亮特別借重言詞問答法，用以作為內在素質鑒定的手段。他在《心書》中提出七種知人性的方法，即“問之以是非，以觀其志；窮之以詞解，以觀其變；咨之以計謀，以觀其識；告之以禍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性；臨之以利，以觀其廉；期之以事，以觀其信。”七觀法中，前四種屬于問答法，后三種是利用特定情境誘導出所要觀察的行為品質。可以說，現代的情景模擬評估思想，諸葛亮早就提出過。��

    三國時，劉邵提出了鑒別人的才性的八觀五視法。八觀是：觀其奪救，以明間雜；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志質，以知其名；觀其所由，以辯依似；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觀其情機，以辨恕惑；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觀其聰明，以知所達”。五視是：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由；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八觀五視法中，“觀其感變，以審常度”是從變化下的行為特征測人的態度；“觀其志質，以知其名”是從氣質上了解人的才性；“觀其情機，以辨恕惑”是從動機、需求測人的情緒，判斷行為；“觀其愛敬，以知通塞”是從交往中測定人際關系。這些評估思想，對于現代人員素質評估理論和方法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中國古代，對人員素質的評估不僅反映了善于聽其言，察其行，試而后知的一面，還提倡在“識賢”時，要善于聽取群眾意見后去“量人”和“論人”。孟子曾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這是告誡人們在對人員素質進行判斷和評價時，一定要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不能只憑個人的一隅之見。可見，民主評議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

    4�痹谥袊�古代，測評與選拔制度緊密相聯，并形成了適應當時社會需要的用人指標和標準體系��

    唐、宋、明、清官吏選拔的制度，統稱為詮選制。“詮”，是衡量輕重的器具，后引伸為人員測評或主管考核的職位；“選”，是說選拔人才，從這一詞的構造上足見兩者聯系的緊密程度。明智的統計者或思想家，往往把測評作為官吏制度的起點和重要環節。��

    據甲骨文研究表明，商殷王朝的官吏就是按職責和能力的不同，分為臣正、武官和官吏三大類六十一種職務。

    墨子在《尚賢》中說到，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聽其言，跡其行。”表達了對人才要經過實際考查方能任用的主張。荀子在《荀子•君道》中提出：“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強調了堅持德才標準，量能授官的思想。管仲在《七法》篇中強調：“成器不用”。就是說，凡人才，不經過測評不使用。十六國時，前秦皇帝符堅問高泰治國之本，高泰回答：“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舉，慎舉在核真”。說明了測評是用人的關鍵。��

    在中國古代，適應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統治者和思想家主張按一定的標準來評估人員的素質。��

    我國古代最早談及對人員素質堅持按標準評估的典籍當推《尚書•商書》。書中記載：“任官唯任賢，左右惟其人”。即指君主選人為官，只能是賢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輔佐在左右的大臣，又必須于賢才之中擇其優者。這種賢者應具備的素質，按《商書》上說，即是“德”與“才”兩個方面，而“德”與“才”包括的內涵，根據《周禮•大司徒》中記載：周代舉賢取士是按大司徒(中央主持政務的長官)制定的“德”、“行”、“藝”三個方面，經由鄉里考查選拔而出的。可見德才包括“德、行、藝”三個方面。書中又記載：“德”可分“六德”，即：“知”(識別是非的能力)、“仁”(公而無私)、“圣”(通達明睿)、“義”(有恩誼)，“中”(誠實)，“和”(謙和)；“行”又分為“六行”，即：“孝”(善事父母)、 “友”(兄弟友愛)、“睦”(親其九族)、“姻”(親其外親)、“任”(信任朋友)、“恤”(賑貧濟困)；“藝”分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古人認為，“德”沒有具體行動去體現就會變為空說而難以考查，所以主張“辯六德必查六行”。“六德”“六行”均屬上乘而又通曉“六藝”者，那就是德才兼備的賢士。這套古代人員素質評估標準，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推崇，被奉為“先王法典”，并且在如何掌握德才標準方面，不斷總結經驗而加以提高。��

    關于德才之間的關系，宋代歷史學家司馬光曾有過精辟見解。他說：“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之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還說：“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受蔽于才而遺于德。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于顛覆者多矣。”這里，司馬光明確指出了德才的具體內容，也就是思想、行為、技能等素質要素。他特別強調了德的作用，指出雖有“才”但缺“德”，會導致國家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