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一下我國歷代人才考選制度的方法和思想，其主要有以下五個主要特征：��

1�笨歼x理論和內容比較全面��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國關于人才考選的論著眾多，其中較有見地的是關于人才考選方面的。早在春秋初期，管仲(?——公元前649年)輔助齊桓王改革官吏制度時，就提出人才的“文、武、威、德”的概念(《任法》)這可算是較早較全面的考選標準了。管仲指出：考選人才應“賞有功之勞，封賢圣之德”，“能使則百事理，任賢則諸候服”(《霸音》)“舉無能進無功者，圣王之禁也”(《法禁》)。就是說：人才的考核和選拔應重功績、賢才和品德；選賢任能，才能治理國事，眾官折服，而任用無才無功的人，是皇帝必須禁忌的。在《立政》篇中，管仲則明確地說：“德”“功”“能”治亂之原也。��
自管仲的“德、功、能”說后，歷代的統治者和人才思想家，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賦予不同新的解釋和內容。��

    察舉制興起的漢代，就有“觀本行于鄉黨，考功能于官職”(《漢書•杜欽傳》)之說，就是說，要通過德行和功能的考察來委以重任，察舉制的各類考核內容就是體現了這些內容。�� 在全面考核基礎上，歷代還強調德、功、能的先后次序和辯證關系。北宋司馬光在《周紀》中論述了才和德的范疇及相互關系：認為歷代不區分德與才，“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彼抉R光認為不加區別地將德與才通稱為賢，是不能用好人的主要原因。所謂才，智力聰明，意志堅毅，所謂德，就是人品正直和藹。才是德的基礎，德是才的統帥。同時批評了考察人才見才不見德的不良后果。他說：“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后文學”。(《綱鑒易知錄》卷七十六)。明朝朱元璋曾說：“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明鑒易知錄》卷一)。��

    在德才關系上，歷代考選制度總是根據統治階級需要和不同歷史條件而有所偏重。一般來說，凡是上升時期的統治者，總是比較偏重才能的。曹操為穩定政局，就主張“唯才是舉”，他認為“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即國家安定時應任用德行好的人才，國家動亂時應起用有才能的人。實際上曹操重才，并非不重德。他起用的人才，往往有這種情況，一是有些所謂有才無德的人，恰恰是有才有德而被誤會或埋沒的，如陳平就是蒙受“盜嫂受金”之冤的人才。另一種是有才而無德的人，他主張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本”者等。可是，曹操并非不講德行，只是反對當時重用門閥，講虛名的用人制度。��
唐太宗也是唯才是舉。他說：“朕任官必以才”。“若才，雖仇如魏征，不棄也”。(《新唐書傳第三十》)。在考績制中也可看見，他一旦發現有功之才，即以重任。��

    歷代德才考核的內容與辯證關系，雖有階級與歷史的局限性，特別是他們所謂的德，不過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倫理觀而已，但作為考選人才的內容與方法，還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

考核制度的內容，從原始賢能制到近代的尚實制，從原始社會到近代中國，可以歸納為八考：��

    考德。即考核品行。秦朝考核官吏的“五善五失”，就是考德的制度。《漢書•平帝記》中也說：“二千石(指州郡守)選有義者以為宗師”。僅先秦至南北朝的著作中，對考“德”的解釋就有“九德，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尚書•皋陶謨》)，以及“五德”，即“溫直而擾毅”，“剛塞而弘毅”，“愿恭而理敬”，“寬栗而柔立”，“簡暢而明鹼”。(《人物志•九征》)

考能。即考核才能。這在歷代考核制度與方法中比比皆是，這里不一一贅述。
考學。即考核知識。如科舉制，功令制(考用知識分子人才的方法。在《漢書•儒林傳序》解釋為：案謂學者課功著之于令，即令之學令是也。)等。��
考績。即考核實績或政績。歷代各種考績制，元代“考功歷制”，都是考績的。��
考試。即考核軍事技能。如唐代武則天于公元702年起開設武科，而歷代沿用。��
考體。即考核體質狀況。唐代科舉考中后的考核內容第一項就是“身”，看是否體貌豐偉，精力充沛。
考智。即考核智力。魏明帝曾令劉邵作考核條例，其中就有“觀其聰明以知所達”條例。��
考黜。即考核過失。三國時諸葛亮《便宜十六策》中便有“考黜篇”。��
“八考”的制度與方法繁多，但無不仍以考德、考能、考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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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考核不僅有一定的理論和內容，而且形成一定的標準和法規。��

考核標準與法規是衡量一種人才考選制度是否成熟的主要標志。歷代統治者無一不重視官吏考核、標準與法規的制定。綜合各種考選制度的標準，大體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靜態的標準，即以考核者的出身門第、資格等為標準，如傳子制和九品制，科舉制到后期也屬此類。這是以人的社會背景和階級地位為轉移的考核類型。��

    第二類是動態的標準，即以被考者的行為模式和德才狀況為標準，如察舉制、保舉制等。動態的考核標準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的放矢地創造一種環境或條件去考察和識別人才，如荀況對這類考核標準作過形象的描寫：“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視其能無離守也�！奔匆砸欢ǖ臉藴嗜タ疾欤�看他能不能安守本分，有自我慎獨的精神；給他更換一下生活環境，看他能否應付事態的變化；使他有安逸的生活環境，看他能否不淫蕩；接連不斷地讓他接觸美樂、妖女、特權、憤怒、經歷患難與險惡，看他能否不變節。另一種是根據已經表現出來的狀況去考察人才，如貞觀十四年，魏征向唐太宗提出“六觀”方法：即“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七》)��

    第三類是心理的標準。即考察人才的心理活動狀態和性格氣質。劉劬的《人物志•九征》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他按人才的九種心理特征——神、精、筋、骨、氣、色、儀、容、音為標準，將人才分為五等；最上等之才，“大雅”之才(大才)，“小雅”之才(偏才)，依似之才(遜于偏才)，無常之人。這種標準，突破了以往的“德才”標準，將“德”擴大到人的心理、生理和倫理方面，能從心理學意義上進一步考核人的才與德。��

    第四類是績效的標準。即以人才的實際功績為標準，通常按功績大小分等級。如商鞅變法時就按軍功大小分為二十等級，稱為“二十等爵”�？伎冎剖且钥冃�為標準的典型。禪讓制、軍功制也基本屬這一類。一般來說，績效，往往是人才的德和能的結晶。通過實際成果和業績來考選人才，可以激勵人們向上。勤勉，是新興統治階級活力在人才問題上的必然反映。當然，封建統治階級需要的績，總是為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但也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示，歷史上，凡是進步的考選制，總是重績效的；凡是迂腐的考選制，總是重形式或文辭的，因此，績效作為考選人才的標準之一，至今仍不失其現實意義。��
在制定考核標準同時頒布嚴格的紀律和法規，正是為了使標準不受人為因素干擾，以保證考選結果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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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至清選用官吏的制度，統稱為銓選制�！般尅�，原意就是衡量輕重的器具，后引申為考評人才，或專指主管考核官吏的職位，“汝若間銓衡，當舉如此輩”。(《晉書•呈隱之傳》)。“選”，就是選拔人才。銓選二字連用在一起，可見歷代重視兩者的緊密聯系。明智的統治者或思想家，都把考核作為人事制度的重要環節。管仲在《七德》篇中就強調：“成器不用”。就是說，凡人才，不經過考核不使用。十六國時前秦皇帝堅問高泰治國之本，高泰回答：“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舉，慎舉在核真”。這是很鮮明的邏輯——治國根本在能得到人才，得人才關鍵在于慎重推舉，慎重推舉的關鍵在于人才考核的真實性。為了選才，必須考核�？己耸沁x拔的基礎，選拔為考核的結果。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促使人事制度的不斷發展，這就是中國歷代人才考選的一個鮮明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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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佑三年，王安石向皇帝上書說：“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所謂考核人才，就是通過實際工作來檢驗官吏的德才言行。禪讓制中堯讓位給舜，就是給他事做，考察三年，然后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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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實踐，包括言和行兩部分。所謂言就是通過互相談話的方式，直接了解對方處理問題的方法、觀點和才智。如諸葛亮提出，通過問——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窮——窮之以辭而觀其變，咨——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告之以禍艱而觀其勇(《心書》)；所謂行，就是通過實際工作，或一定的環境壓力考察對方的德才，如諸葛亮提出：“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之以事而觀其信”等。��

    注重實踐，才能抵制各種錯誤的考核標準。東漢王充(公元二十七年～約九十七年)提出：“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權衡答佞》)，就是說，只有看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九德，言論是否在實踐中取得實效，這樣才能識別人才，有力地批駁了當時以順符君主，高官富貴，眾人趨附，朝廷選舉等十四種“賢才標準”。可以說，是否注重在實踐中考選人才，也是歷代任人唯賢與任人唯親這種斗爭在考選人才問題上的反映。��

    由于階級的局限和歷史科技條件的限制，歷代人才考核與選拔也存在許多不可克服的弊病和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

    首先，歷代提出的“德和賢”不過是封建地主階級政治需要和倫理道德，帶有很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雖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但是在研究這份歷史遺產時，特別要看清這一點。��

    同時，歷代考選制度與方法，不過是統治者登臺立朝時的工具而已，大多數統治者一旦坐穩寶座，就爾虞我詐，殘害人才。考選制度與方法往往成為他們通向皇位的敲門磚。��

    其次，由于封建社會科技水平的束縛，古代考選人才都是定性的，雖然孟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提出“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的定量考核人才心理的早期思想，終究未能在人才考核上實現。��

    再次，古代剝削階級心目中的“人才”范圍是極偏狹的。由于我國封建社會長期處于生產力低下的狀況，加上民族習俗的桎梏，地主階級“男尊女卑”、“貴德賤藝”、“重道輕器”的影響甚深，使婦女人才、專業技術等各類一技之長的人才的考核與選拔得不到重視，這是造成人才失調和社會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