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才選拔活動中，雖有人提出“不以輿(群眾輿論)識人”的主張，但在多數典籍及實踐中仍強調民意的重要性。��

管仲提出了一套“訪鄉設問”的考核程序：即“訪問鄉里，參其成事，設問國患”。第一步就要遍問其鄉里，看他所做所為，究竟做成功了哪些事，然后把本人請來，問他對國家目前尚未解決的難題有何意見，考察其智謀深淺。��

充分肯定要注重民意，但不等于說就忽視了對其人實績的考察，相反，先人還認為“世俗之毀譽不足以作考察人的根據”。既要相信群眾，又不能處處迎合群眾，以群眾意見唯是，在這一點上先人的思想是充滿辯證法的。在《子路》篇中，子貢問孔子：“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滿鄉的人都喜歡他或滿鄉的人都厭惡他，還不能說明這個人的好壞，如果鄉中的好人都講究原則、立場，做事要有原則性，而不做人人說好的老好人。二千年前的孔子認識到此可謂難能可貴。��

呂尚認為，選用人才不應以世俗之毀譽為準，他認為“君以世欲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緊，忠臣死于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亂愈甚，……”國君以世欲毀譽為標準來選拔賢人，結果奸臣就會結黨營私，互相吹捧，以虛譽得到國君的信任，同時他們又結黨詆毀真正的賢人，使賢臣蒙冤受害，從而給國家造成災禍。呂尚的這一看法，至今也不失其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