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方法是指在實踐中鑒別人才素質優劣的方法。《呂氏春秋》一書認為這種方法起源于堯舜，舜禹均是在未行天子職位時，已被試用于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的重職，經過試用考驗合格，方可被正式禪位。《呂氏春秋•謹聽》有記載：“去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荀子也傾向于通過實踐考察人才：“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合，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能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墨子也主張：對人的考核，要“聽其言，觀其行，察其所能”。《周禮•地官•司徒》篇說的更明確，用人要“考其德行，察其道藝”。��

    王充主張“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記衡》)。王安石認為，考察測評人才，不能光靠道聽途說或“私聽于一人之口”，而應多對被舉者“審知其德，審知其才”，同時還“試之以事”。��

    實踐鑒別法的核心是根據“實績”來作為選拔衡量使用人才的標準。戰國時，齊威王就注重以實績辨別賢佞作為賞罰、選拔官吏的根據。齊初，齊國官吏腐敗，國家不治，齊威王決心從整飭吏治入手，當時齊威王左右曾眾口同聲贊揚阿邑(古代齊國地名)大夫(官名)，而貶即墨(今山東平度名)大夫。齊威王不因人言而偏信，他派人前往調查，結果事實與左右人說的恰恰相反；即墨大夫是個剛正清廉的循吏，在他的治理下即墨國經濟繁榮。威王暗中派人前往調查，發現即墨人豐物阜，社會安定。而他之所以受讒毀是因為他沒有巴結威王的左右，阿邑大夫卻是個腐敗的官僚，他把阿地治理得一塌糊涂，田園荒蕪，百姓貧困，社會不寧。他之所以受到美譽，是因為他賄賂威王左右的人為他說好話，事實弄清楚了，齊威王便叫兩位大夫來，重賞即墨大夫，而用烹刑處死阿邑大夫和左右受賄的人。漢文帝視察霸上、棘門和細柳三個地方，發現細柳的周亞夫治軍有方，才能出眾，便提升他為中尉。文帝臨時時，還特別囑咐太子：如果將來國家發生動亂，可以任命周亞夫統率軍隊，定能轉危為安，后來，漢朝果然依靠周亞夫平定了七國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