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關的臨近，隨著山西省規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的日期越來越近，一些浙商也開始感受到嚴冬的來臨。他們擔心，在社會的廣泛關注下，甚至在一些輿論的扭曲下，浙商煤團又會面臨著以前房團一樣的命運。他們自己都不清楚，一度被稱為財富風向標的浙商為什么成了弱勢群體，在一場場的政策變化中成為了受害者。

　　最具財富權力的商業群體

　　浙商的魅力究竟在哪里？這是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一直著力研究的現象。這也許是一個難以有答案的問題，但是只要認真研究一下浙商的財富權力，我們就會感受到這個群體魅力。

　　1999年度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過了1/5，總量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有4家企業進入全國民營企業前十強。而在2000年，“500強”中的“浙江企業”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71家，一省就獨占1/3強。2001年，排名全國前十位的浙江民企增加到5家，而這每一家民營企業身后，都站著一個或一群身家殷實的“浙商”。

　　浙江是人均資源綜合指數居全國倒數第三的“資源小省”，但GDP總量已連續5年穩居全國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國平均數近一倍，名列全國各省、區第一；農民人均收入連續16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過廣東，居于首位。

　　而在浙江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的背后，浙商的成長延續著一條十分清晰的軌跡。在前不久，一本當時很流行的書籍《浙商制造》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評述：“早期的走私、制假、售劣使很多膽大的農民商人撈取到‘第一桶金’，在他們把這些商品販售到全國各地的同時，便開始編織起一張張輻射全國的銷售版圖，在這樣的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專業市場出現了，浙江成為全國日用小商品、輕紡及機械加工產品的物流凹地，年物流超過百億元的市場比比皆是，流通帶動了鄉土企業的成長，而市場與企業的兩輪驅動，則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積累，這樣的演進一直從20世紀70年代末持續到90年代初。在這以后，從流通中賺取到的金錢又源源不斷地沉淀到了實業之中。”

　　然而浙商真正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本世紀之初。炒房團、炒車團、炒煤團、財團……這些飽受全國眼球關注的現象不僅為中國經濟界創造出了不少的新名詞，而且幾乎每一次的旋風都與“浙商”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浙商引發的這些行為成了預測某一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的風向標。

　　據2004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所作的“浙江人在外投資創業調查報告”顯示：截止2003年底，浙江人在省外經營發展的有400萬左右，若加上在境外的100多萬，約有500萬浙江人在外創造財富。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的銷售額超過1萬億元，幾乎等同于浙江2004年創造的經濟總量。

　　從“做別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別人不敢做的事”再到“做別人沒有實力做的事”，浙商憑借著強大的財富權力開始在全國版圖布局。

　　在一個個財富奇跡中，浙商也漸漸被披上神話的外衣。然而似乎應了中國那句古話“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當所有聚光燈照在浙商身上，有關浙商的負面報道也多起來，當這種負面評價風行起來后，“妖魔化”竟成浙商難以擺脫的夢魘，傷痛也接踵而至。

　　招商引資的困惑

　　浙商所代表的巨大財富力量，使得近年來到浙江招商引資成了許多內陸省份的首選。與浙江省相比，國內許多省市在自然資源、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等硬環境方面有絕對的優勢，因此，國內各地為浙商提供了豐厚的創業土壤。不但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更是帶去了艱苦創業的精神，帶去了以創業回報社會的道德感。

　　但在這場本來是雙贏的戰略中，浙商卻面臨著投資環境的困惑。在外地投資的浙商中間，“開門迎客、關門打狗”是一句經常可以聽到的話。而令浙商感到自己弱勢地位的是，這些“打狗”的人往往是當初熱情歡迎他們的地方政府。

　　據中部某一省份浙江企業聯合會提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隨機調查的60件企業投訴案中，涉及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達33起，其中屬于政府部門契約、信用觀念不強和承諾不能兌現的達20起，占這類投訴的60%。

　　浙江商人朱志躍目前就面臨著“騙子沒騙走錢，政府卻讓他們陷入絕境”的困境。在一家吉林公司的相邀下，在當地政府的歡迎下，朱志躍籌資300萬元準備參加山東省定陶縣的企業改制。但還沒等他來得及參與其中，這家吉林公司就出了問題，企業改制沒能進行。然而當朱志躍要求取回存放在當地財政局作為資信金300萬元錢時，當地政府卻以此案還沒有徹底查清為由長期占有這筆資金。即使在當地公安局已經出示證明，認為這筆資金已查明是屬于朱志躍的，理應盡快歸還當事人時，縣政府依然強占著這筆資金不返近8個月，使得朱志躍每天面臨銀行巨額利息，幾乎陷入了絕境。而在地方政府面前，浙商幾乎都是處在無可奈何的弱勢地位。
 
    炒房團的“真實的謊言”

　　在新一輪房產調控之初，牟取暴利的房產開發商并沒有受到輿論譴責，相反，浙商的“炒房團”卻成了社會各界抨擊的靶子，并最終導致“封殺”命運。

　　實際上從1999年開始，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民間資本就開始進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市場，并開始逐漸形成規模。2000年前后，溫州購房者的身影開始在一些媒體上若隱若現，但并未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2001年8月，第一支火車購房團前往上海，10月1，第一支飛機購房團前往上海由此開始，杭州上海等地的房價一路上漲。至此溫州購房團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頻頻亮相，并在他們開赴一座座城市的腳步聲中不斷激起越來越炫目的浪花；2003年下半年隨著中國樓市進入價格飛漲的瘋狂期，大小媒體也同時進入了“言必稱溫州購房團”之時。神秘買家滿天飛，駭人內幕連響炮，報道再報道、轉抄再轉抄，幾近沸點。

　　在溫州炒房團風潮的前前后后，無論是熱情謳歌的“天使派”還是慷慨激昂的“魔鬼派”，我們看到了一波又一波在缺乏細致入微的事實真相基礎上的概念化、情緒化、道德化甚至泛政治化的喧囂。

　　2004年4月初，驚爆溫州市政府叫停炒房團的信息，事件發展陡然白熱化，一般事實類的報道迅速讓位于觀點鮮明、針鋒相對的唇槍舌劍。

　　隨后，各地傳來了對炒房團的封殺的消息。今年年初，隨著房地產領域“國八條”新政策的出臺，輿論紛紛把矛頭指向“炒房團”，甚至有人說：得盯緊溫州人，別讓他們再把別的市場搞亂了！在這種氛圍下，溫州炒房團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然而許多人對此并不服氣，許多浙商說，我們都是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的市場行為。如果說，這些行為中存在什么問題，那也是政策、法律本身存在問題。現在溫州人炒房是真的，溫州人炒房發了財是真的，溫州人炒房被推波助瀾地夸大、被別有用心地操縱、被所需地異形化也是真的。

　　然而一個不變的現實是，浙商幾乎已在這場聲討中敗下陣來。

　　能源軍團的苦澀

　　就在浙商逐漸從房產界撤離時，浙商煤團又開始顯山露水。

　　浙商進軍晉煤，乃浙商常態之舉。浙商的利潤嗅覺很靈，哪里賺錢，他們就會到哪里去；哪里賺錢多，他們去哪里的人也會多，這是浙商的一貫作風。此前幾年，全國煤炭市場剛經歷一個困難期，作為產煤大省的山西，自然是這股“煤炭寒流”最嚴重的受害者。因此，吸引外地商人來晉投資煤炭業，就成了山西很多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

　　近年來，隨著全國能源危機的增加，煤炭市場回暖。精明的浙商又憑著他們的市場敏銳和資本投入開始賺取豐厚的利潤。然而，浙商很快發現，近年來與他們緊密相聯的“炒作論”又讓他們感受到寒冬的來臨。

　　當浙商正在收獲前幾年投資利潤時，耐人尋味的炒作論又在全國盛行。很多媒體說這些煤商整天過著鈔票不斷增多的日子，一覺醒來賬面上就多了幾百萬元。說開豪華汽車，四處購買房產，養二奶，奢華消費，成為他們的生活常態。許多輿論也開始指責“炒煤團”：“他們炒高了煤價，乘機牟利，擾亂了市場，加劇了能源危機。”這種說話雖無根據，但影響很廣，已給溫州煤老板們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作為全國一百個重點產煤縣之一的山西省長治縣，一個堪稱封殺浙江“炒煤團”的動作正在展開，并被視為標本，延至朔州、呂梁、晉城，甚至省外。

　　長治縣煤炭企業普遍存在技術裝備差、規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資源浪費嚴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隱患多等突出問題，煤炭資源掠奪性開采是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的普遍現象。

　　2003年初，長治縣進行徹底的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改制首先從煤炭企業開始。改制后的煤炭企業投資七八千萬元進行了改造，長治縣招商局局長申文奇說：“這樣的改造，那些‘溫州炒煤團’肯定不會做，他們難以投入也不愿這樣投入。我們這樣做就封殺了‘溫州炒煤團’的短期行為，成功走出了煤炭資源掠奪性開采的怪圈。”

　　然而，不少溫州煤商都反映，在一些地區，所謂煤炭企業“改制”實則成為資源炒賣的幌子。

　　更要命的是，由于小煤礦安全隱患問題嚴重等原因，山西省規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

　　山西目前有各類煤礦3991座，礦井4691個，在這些礦井當中，年產能9萬噸以下的占到70%。而溫州商人承包的礦井，基本產能都在9萬噸以下。

　　就在溫州“炒煤團”北上進晉，掀起千層浪時，新疆石油業又驚呼出現“炒油團”的身影，當地流傳，一名溫商在石油城克拉瑪依購買了15口油井，按照目前的行情，每口至少需要投資150萬元。然而喧囂過后，“炒油團”又將面臨著煤商同樣的命運。

　　一些浙商不無擔憂：“我們就像在政策邊緣走鋼絲，隨時都可能跌落下來。”一些浙商已經開始從煤炭領域撤資了。

    　　“海外先鋒”的劫難

　　針對浙商的苦難近年來在各地越來越多，但在浙商耀眼的財富光環下，浙商的這種弱勢地位不僅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而且，這種苦難近來也延伸至海外浙商身上了。

　　憑借自己的精明和輕工產品制造難以比擬的成本優勢，浙商也成為中國民營企業海外發展的代表。但另一方面，“浙商制造”已經成為低價產品的代名詞，對世界各地的制造產業形成較大沖擊。

　　前一段時間，法國巴黎發生騷亂，一些浙商又成了這次災難的主角。

　　11月4日，當地騎著摩托車或開著汽車的年輕人在巴黎郊區93區的Blanc-mesnil與Bourget等城鎮肆意地將汽車瓶等易燃物扔向汽車、倉庫，其中有5個倉庫燃起熊熊大火，里面的財物化為灰燼，其中溫商在兩地各有一個倉庫被焚燒。

　　這兩個被燒倉庫的主人分別是兩位浙商劉玉昆與池萬升。據估計，兩個倉庫被燒貨物的價值至少有1億元以上。

　　據了解，在這些倉庫被燒的區域，不僅是華商倉庫的集中區域，也是華商生意最為集中的區域之一，而且比較中東等地區的國家的商人生意有競爭力，這主要是中國的商品不僅質優價廉。“不服氣”與“看不順眼”可能成為這次華商遭難的重要原因。

　　浙商在巴黎的“劫難”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人們很容易想起近年來浙商在海外的痛苦回憶。

　　今年3月12日晚9時，大批俄羅斯稅務部門打擊經濟犯罪的警察，突然來到距莫斯科市南區約14公里的薩達沃特花鳥市場，以沒有通過正規的報關手續入境、屬走私物品為由將貯放在該市場集裝箱倉庫的中國鞋強行拉走。這批溫州鞋價值8000多萬元人民幣。

　　而在去年9月，西班牙東部小城埃爾切發生了400名西班牙人當街燒毀溫州鞋的暴力事件。

　　在震驚世界的同時，這起事件也引發了國內對浙商海外發展模式的一場“大反思”。

　　首先，海外經商的中國人缺乏文化意識，他們過分關注自己的經營狀況，缺乏文化認同感，更沒有建設和諧文化的主觀意識。

　　其次，部分海外商人在經營過程中，過分關注經營成本，沒有考慮到企業的社會責任，在當地積累了許多的矛盾。一有風吹草動，那些曾經受到損害的當地人必然會伺機發難。

　　第三，海外商人普遍缺乏政治頭腦，對當地政治生態所知不多。在族群矛盾突出的地方，有可能在無形之中得罪當地選民，從而引來殺身之禍。

　　在中國，浙商已成為了一種文化的象征，他們的發展堪稱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樣本。也許他們自身會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無法否認他們為這個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善待他們就是善待財富，就是善待中國的民營經濟，就是善待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