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長薄熙來曾算過一筆賬：中國賣8億件襯衣所賺的錢，才能買1架空客A380飛機。并非笑話，這真實地反映出中國相當一批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尷尬地位。在溫州，這樣的企業并不鮮見，它們大打價格戰所形成的“殺價”怪圈，令溫州企業和溫州經濟都“很受傷”。而要沖破這樣的怪圈，唯有依靠自主創新，進行產業升級。 　　“殺價”是一種傳染病，幾乎感染給了溫州每一個制造行業。 　　溫州老板梁曉軍賣皮鞋到歐盟，一雙成本價12歐元的皮靴，國內同行只開價6歐元。“殺價殺到你肉里！”即使已在皮鞋行業翻滾了20多年，梁曉軍依然心驚。 　　閥門企業銷售員宗丙松，上月競爭某客戶，產品報價1萬元，但同行竟開價4000元。“看不懂，太離譜！”他說，閥門行業新產品，不出三個月，就被大量仿制并相互“殺價”。 　　在能源、原料價格上漲的背景下，今年溫州五金潔具、低壓電器等價格反跌。1月到7月，閥門行業一些產品價格比去年下降15%左右。一些服裝、皮鞋企業，營業額雖然上升，利潤卻下跌了。 　　“壓價競銷多少年了，什么時候是個頭啊！”在溫州舉行的浙江輕工博覽會上，一位商家茫然抱怨。 　　“價格優勢”之憂 　　“殺價”雖亂，但在溫州，已是市場常景。溫州目前幾千億民間資本，絕大部分都擠在輕工制造業搗騰，加上產業進入門檻低，皮鞋業甚至有“1000元便可做老板”之說，真可謂“人擠人，擠死人”。而今，“殺價”已普遍影響產品質量。梁曉軍說，6歐元的那雙皮鞋，皮料工藝都要比12歐元的差一大截。今年上半年，樂清市技術監督局抽查發現，因為價格戰，某些類型的低壓電器合格率只有60%左右。 　　對此現象，溫州企業界一些人義憤填膺，謂“殺價”毀了行業前途。于是，在溫州樂清，最近召開了一次電器行業座談會，商討“遏制跌價”。會上，大小老板痛陳“殺價”之弊，期望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龍頭率先提價，力保行業利潤。據稱，今年5月，三大龍頭也曾協商價格，溫州電氣行業協會甚至出臺“成本價格備忘錄”。但是，“備忘錄”墨跡未干，價格戰就又開打了。 　　“其實，溫州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殺價’史，”溫州大學經濟系教授馬津龍說，“幾乎每一個反對‘殺價’的老板，都是‘殺價’高手。”確實，溫州幾乎所有的龍頭企業，都是從一場場浴血的價格戰中崛起，“殺價”，曾是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但現在，‘殺價’已成發展障礙。”溫州僑商、美國華商會副會長林光說。他在前幾年溫州打火機突破美國貿易壁壘中扮演關鍵角色，深知過度“殺價”，會授人以柄，引發歐美等國的“反傾銷”。今年以來，歐盟、美國乃至印度、阿根廷都對中國實施“反傾銷”調查，皮鞋、眼鏡、軸承、打火機……幾乎都和“殺價”相關。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一位人士說，溫州皮鞋在西班牙被燒，溫州鞋商在當地過度“殺價”就是導火索之一。 　　“所謂的‘價格優勢’，是最讓人擔心的‘優勢’。”林光說。 　　 　　“小狗經濟”之弊 　　更深一層看“殺價”，會發現溫州整個經濟生態都受到了影響。 　　在溫州，一家企業接單，眾多企業分工完成各道工序，一環扣一環形成集群產業，造就著名的“小狗經濟”。但是，因為沉溺“殺價”，“小狗”們正面臨相互脫節的危機。 　　溫州騰旭公司老總徐云旭，近幾年開始直接從外商接訂單，把一些工序分包給下游40余家配套小企業。但是，這種運作模式，近年連遇暗礁。“外商要求越來越高，而小企業的水洗、繡花等工序技術時時跟不上，”徐云旭說，“生產的衣服在國內賣低價尚可，但是過不了外商的關。”作為溫州市外貿服裝商會副會長的徐抱怨，配套企業技術不過關、不講游戲規則等陋習，已經影響到溫州整個服裝業的國際化進程。 　　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其他行業。今年9月底在上海舉行的“跨國采購洽談會”上，10多家溫州企業鎩羽而歸，原因就在于缺乏CE、UL、ISO14001等國際認證。“表面看是幾家企業的問題，”溫州一位業內人士說，“深層原因是下游配套企業的能力有限。” 　　這是溫州正面臨問題。多年來，溫州大量中小企業集群生產，依靠僑商出口，走低價路線，稱雄全球低端市場。但現在，在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之下，優秀企業開始努力進入國際中高端市場，而它們背后的一些配套企業，無論從質量、管理還是標準，都跟不上步伐。“整個集群生產有脫節的趨勢，”當地一位學者說，“這是最堪憂慮的問題。” 　　對此，一些企業開始“收”，收回大量外包的工序，擴大企業規模自己生產。然而，有人發問，眾多企業通過市場化交易實現分工、降低成本的“溫州優勢”，是否會因此削弱？一些企業則“放”，搖身變成虛擬企業，全部工序外包，全部精力監督配套企業。同樣，也有人發問，虛擬企業的資源整合能力，是否足夠應對市場的風險？行業協會統一行業標準、加強企業培訓，則是另一條路徑。但目前，企業依舊在“殺價”聲中爭吵，行業協會的力量并未完全彰顯。 　　“產業集群終究要提升的，但需要時間。”馬津龍說。 　　記者手記:突圍之路 　　價格之戰，只是溫州產業“低、散”現狀的一個縮影，而折射出的則是“溫州模式”的內憂外患。 　　內憂，是能源土地的緊缺之憂；外患，是國際市場的貿易壁壘之患。時至今日，依靠低散產業結構“發家”和粗放型增長拉動的溫州，在原先的道路上每邁出一步，都顯得從未有過的艱難。而所有矛盾，最終都可以歸結到“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缺了這“絕活”，溫州一些產品雖然遍布全球，卻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地位。 　　于是，溫州年初開始高調招商，希望推動民企嫁接外資，突破舊有的“溫州模式”。溫州人以為，20多年來溫州雖然異軍突起，傲視四方，但弊病在于一直囿于地緣人脈，沒有突破“內源式”發展道路。如今，溫州人想引狼入室、借梯登高，激發自主創新的能力。 　　這一理念逐漸被溫州民企接受。最近在上海，219家民營企業集體亮相，尋找“洋伙伴”。正泰集團最近和美國通用合作以后，老總南存輝最感慨的是，以前無法想象GE是如何管理全球幾十萬員工的龐大王國，而今終于窺得一斑。業內人士說，從城市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溫州不缺資金，但是資金背后的技術含金量都偏弱，而和外資共舞，學習美元背后管理、技術和創新的資源，則會提升溫州每一塊民間資本的競爭力。 　　然而，回顧蘇南的歷程，雖然外資的落戶帶來了一定的管理和技術擴散，但是蘇南經濟的“自主創新”能力，并未因此全面提升。相反，蘇南一定程度上卻有“過度依賴外資”的問題。溫州正在“以民引外”，而“民外合璧”是否真正能實現？合作是否能有助提升整體的自主創新能力？這些都是突圍路上溫州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