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溫州這個謎一般的地方，任何方式的評判都異乎艱難，只有來自內部的觀察與體驗才能揭開溫州人從可憎、可怕再到可愛、可敬的滄桑卷軸。 溫州有話要說     記者：市場上關于溫州人的書不少,如《溫州懸念》、《可怕的溫州人》等等。“溫州人”這個名稱似乎成了一種商品經濟的代名詞,為什么大家比較容易把目光聚焦在溫州人身上？     胡方松：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私營經濟的增多，“溫州”已不再是一個地方的名字，而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標志；“溫州人”也不再是一個地域性名詞，而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品牌。看體制改革，看溫州；看私營經濟，看溫州；看市場經濟，還看溫州。溫州的一舉一動都不能不牽動人們的心。     記者：那么,您是如何看待這種書潮中“溫州熱”現象的？     胡方松：當前書潮中出現“溫州熱”，我看也就是這個道理。作者和書商都把溫州當成一個研究市場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寶庫，都想去挖掘這個寶庫中大量還沒有被人挖掘的財富。我看這個書潮“溫州熱”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因為至少在目前和最近的將來，“溫州”這兩個字就有價值、就有賣點。     記者：您也是在趕這股熱潮嗎？     胡方松：所有對溫州人的評價都是以旁觀者的姿態進行的，作為溫州人我親歷了溫州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對溫州的變化比較熟悉。我看到外地有些不負責任的評論，心里很不是滋味，覺得自己應該說幾句。     過去,溫州市的領導有一句話叫“不爭論”，即只做不說、讓人去說。我覺得如今再這樣下去有點不行，對不負責任的評論應該理直氣壯地去爭論。不然，溫州和溫州模式的形象就要受到極大影響了。 可憐、可惡、可怕、可敬                         記者：為什么把溫州人分成“可憐”—“可惡”—“可怕”—“可敬”四個階段呢？      胡方松：我把溫州人的經商之路概括為“可憐”—“可惡”—“可怕”—“可敬”這樣四個階段，是想借用別人對溫州人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評價如實地反映溫州人的發展之路。     記者：文章中提到這四個階段的只有一個章節，在這里您能否具體介紹一下呢？     胡方松：說“可憐的溫州人”，這是講溫州人經商的起始階段，講原始積累極為艱辛困苦，時間跨度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那么十來年時間吧。     為什么說“可憐”?很簡單，溫州本是一個窮地方，農村里的農民沒有田種、城市里的居民沒有工做，只能跑出去賣點小商品，手提肩挑,有車坐車、沒有車就用兩只腳走遍全國。有生意就做、沒有生意就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道明天會怎么樣，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     諸如那個有名的橋頭紐扣市場，橋頭人起初就是把紐扣裝在旅行袋里，一袋袋地帶到各地去賣，一粒紐扣只賺幾厘錢，甚至只賺一厘錢。這樣做生意、這樣積累資本，你說可憐不可憐？     說“可惡的溫州人”，這是借用別人的評價，講溫州人比別人早一步走向市場所遭受的痛苦。這是溫州人在各地經商的第二個階段，時間跨度為自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那么三五年時間。     經商難，開拓更難。在那段時間，因為個別產品的質量等問題，溫州模式成了駭人聽聞的洪水猛獸，溫州產品成了假冒偽劣的代名詞，溫州老板也成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樣說來，你說溫州人可惡不可惡？     那時,在不少地方，對溫州的批判已不僅僅限于嘴上，而是實打實地落到行動上。有火燒溫州鞋的事件，有禁用溫州低壓電器的通知，有“本店沒有假冒貨、本店沒有溫州貨”的告示等等，誰都可以向溫州人“潑臟水”。在一些地方，溫州人不敢說自己是溫州人、溫州貨不敢說自己是溫州貨。     說“可怕的溫州人”，這也是借用別人的評價，講溫州人在全國各地開拓市場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這是溫州人經商的第三個階段，時間跨度為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新世紀初，大約有那么七八年時間。     隨著溫州的正名以及溫州質量、品牌立市的開展，溫州人在全國香了，不再抬不起頭，而是挺起身來做生意。越來越多的溫州人開始把經商之地當成自己的第二個家，原來的“走商”逐步變成“坐商”，原來的“坐商”則越“坐”越大，在很多地方發起一輪輪商戰。對此，當地不少人感到有些可怕，于是就隨口喊出了“可怕的溫州人”。     說“可敬”是指，溫州人在中國各地的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不再害怕溫州人、更不會拒絕溫州人，而是來搶溫州人，打開大門把溫州人當成朋友了。     記者：這四個階段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每個階段都是必然存在的嗎?     胡方松：根據溫州改革開放的進程，這四個階段可以說是一個必然過程，沒有前一個階段就沒有后一個階段。不能因為如今的“可敬”，就否認了前面的“可憐”、“可惡”和“可怕”。     溫州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過程論”,有那么幾句話——初始階段不完善,過程當中很難堪,負面效應總難免,問題在于怎么看,關鍵在于怎么干。     無論在哪個階段，溫州人最可貴的就是任人評說短與長、自力自強先發展。你說你的、我干我的，只做不說。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說當前進入了“可敬”階段，并不是說溫州人的一切都“可敬”了，這只是一個總體上的概括，而不是對每一個細節的描述。在“可敬”階段，也可能還有“可憐”、“可惡”、“可怕”的行為。 溫州人可怕的價值     記者：我看到文章引子中有這樣一句話：“為了脫貧致富被‘逼’出來的溫州人，沒想到自己竟成了溫州模式的一分子，沒想到自己竟被同時‘神化’和‘妖魔化’”，用以說明長期以來人們對溫州人的褒貶不一，對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胡方松：的確，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溫州和溫州人就一直存在著爭論。爭論的焦點就是溫州模式及其內核——私營經濟。如今,“神化”溫州人也好、“妖魔化”溫州人也好，都是對溫州和溫州模式的一種新的爭論方式。“神化”是想“捧殺”溫州人，“妖魔化”是想“棒殺”溫州人。     事實上，溫州人沒有什么神秘的，更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從經濟學中找動因，溫州人的市場經濟活動先無非是為了溫飽，然后才是為了富裕。     現在大家都說溫州人會做生意，為什么會做生意?道理很簡單，市場經濟的路比別人早走了一步。為什么會早走一步，這是因為溫州人多地少、工廠更少，當農民的沒有田種、當市民的沒有工做，只能逼著自己去做生意——改革開放前就偷著去做，改革開放后就放膽去做了。不少老板都有那么一句話：過去沒有政策，現在有了政策，再不去奮斗、再不去發展、再不去富裕，不是自己對不起自己嗎？于是越做膽子越大、越做人數越多、越做水平越高。僅此而已，別無其他。     記者：那么,該怎樣評價溫州和溫州人在各地的活動、評價溫州人所做的這樣那樣的事情？     胡方松：我去年就溫州的所謂“炒房團”，在接受湖南衛視記者采訪時曾經說過幾句話，第一句話是:全國房價高的主要原因要弄清楚，到底是溫州人炒起來的，還是房地產商追求暴利造成的，還是高價拍賣土地拍出來的?溫州人賣一套房到底賺了多少，是賺了大頭還是只賺了小利？     第二句話是:溫州人的功過是非要分清楚。即使溫州人在各地投資房地產抬高了房價，但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房地產市場搞活了，其功是主要的還是其過是主要的？     第三句話是:老百姓的主要不滿是什么要弄清楚，是主要對買不到經濟適用房有意見，還是主要對買不起商品房有意見?社會各界主要應關心的是商品房的價格還是經濟適用房的價格?在國家把房地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新增長點、作為一個支柱產業來發展的時候，對商品房市場到底應該怎么看?對溫州人在商品房市場中的作為到底應該怎么看?必須要有一個市場經濟的科學觀。     記者：“溫州人的可怕有價值嗎”，您認為呢？     胡方松：對這句問話我覺得要做一些分析，不分析就說不清楚。     如果把“溫州人的可怕”理解為溫州人“特別能經商”，那么這句話大體上可以成立。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州人的確是“可怕的”——什么生意都敢做，而且都能做出水平來。這個“可怕”當然是有價值的,這個價值就是善于經商的能力、善于捕捉商機的能力。     如果把“溫州人的可怕”理解為溫州人“特別能開拓市場”，那么這句話基本上也可以成立。從這個意義講，溫州人也的確是“可怕的”——走到哪里就把市場占領到哪里。這個“可怕”自然是有價值的,這個價值就是打造市場的能力。     如果把“溫州人的可怕”理解為溫州人“特別能爭項目”，那么這句話能否成立就難說了。如果說溫州人善于競爭，那么也不是不能講；如果說溫州人會搶別人飯碗，那么就不成立了。溫州人每到一個地方、每贏得一個項目，都會為當地帶去資金、人才和就業崗位，這是搶飯碗呢，還是造飯碗呢？我想應該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書中段落 皇城根下的溫州“草根層”     最早北上去闖北京城的，王永錚應算一個。      王永錚是永嘉橋頭沈絳人，當年是東方第一紐扣市場里的“紐扣大王”、溫州第一代農民企業家，1940年出生。他當兵退伍后，干過13年彈棉郎，又當過多年村辦廠的供銷員，走遍了全國31個省市——西到拉薩、烏魯木齊，東到鴨綠江，南抵中緬邊界，北達內蒙古草原。沈絳原屬白云鄉、緊靠橋頭鎮，隨著橋頭紐扣市場的崛起，王永錚也跳入了經營紐扣的洪流——到橋頭辦了個白云鞋服紐扣廠，并從事紐扣長途販運生意。連續幾年的紐扣熱，使王永錚嘗到了甜頭，也使他看出了問題——橋頭市場一年銷售紐扣幾十億粒、共1400多個品種，盡管目前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但單靠“手提小籃”外出“打游擊”，勢必有一天會走下坡路。這使王永錚萌發了一個念頭——以橋頭為依托、以自己的工廠為基點，到大城市里承包柜臺去。      到哪里去先試呢？王永錚語驚全家：到北京去！到西單！他到北京西單商場賣過幾趟紐扣，知道西單有全國最大的商場、知道那兒的紐扣品種不多。假如在西單承包柜臺成功了，就可以挾西單之威而“包”向各地。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經過王永錚的不懈努力，堅持再堅持、爭取再爭取、懇求再懇求、保證再保證，終于感動了上帝，也說服了上帝。他投資17萬元把商場里原有的紐扣都“吃”了下來，把柜臺上的紐扣從幾十種猛增到1000多個品種,其時是1985年11月1日。3個月下來，情況特好。半年一算，營業額創西單紐扣史上新紀錄，引來了首都一家家新聞單位的記者。      王永錚在北京站住了腳，就又按他所預定的目標，拿著北京的協議，挾西單之威而走向全中國，建立了一個遍布東南西北的紐扣銷售“王國”。王永錚和他的兄弟在北京打出了一片紐扣的新天地，爾后又轉入皮鞋、襪子和西裝的經營。如今,在王府井大街上，就有一家他的家族經營的西裝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