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國內企業更好的投資機會，中國與日本80年代的需求和處境有何異同？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在“廣場協議”之后以驚人的速度瘋狂增長，其規模于1989年達675.4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然而，經濟泡沫開始破滅之后，日本的FDI又以驚人的速度下跌，從1989年的675.4億美元一下跌至1992年的341.38億美元。短短的幾年時間，日本的FDI可謂是大起大落。令人不解的是，“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如果把美元換成日元，即使不進行投資，也能因日元的升值而“坐收”豐厚的利益，而日本人卻把大量的資金投往國外，特別是購買美國的債券和股票，而放棄持有日元所能帶來的匯率升值效應。就連當時美國的經濟學家彼特·德拉克(Peter Drucker)對這種現象也感到十分迷惑，他在其著作《新現實》中寫道：“1985年秋美元對日元匯率下調后，資金的流向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美國的主要債權國(這里指日本)盡管看到自己龐大的美元資產的價值已減少了一半，卻仍然繼續將資金投向美國。”

　　對此，真家陽一先生解釋道：“日元升值之后，國內的制造成本提高，日本產品的國際價格相對上升，導致競爭力下降，從而影響日本的對外出口，所以企業把資金投往國外以減少生產成本，提高海外競爭的能力。另外，由于日元大幅升值，使得日本人手中的錢價值增值，從而能夠買到國外變得相對比較便宜的資產，所以購買了大量的土地、房屋、賓館、高檔辦公大樓，包括大規模并購美國的企業和銀行等等。”

　　低成本的資金來源也是日本擴大FDI的原因。“日本的資本市場是相當發達的，企業可通過上市進行融資，發行債券特別是可換股公司債籌資，是企業重要的資金來源，在當時經濟形勢看好的情況下，融資成本是很低的，”真家陽一說，“另外，銀行的低利率對企業的對外投資也有很大幫助。”當時，日本為遏制日元升值的勢頭，采用了低利率的策略，1986年-1989年間的官定利率為2.5%，比美國同期低3-4個百分點。此外，日本企業的國內資產因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猛漲而迅速增值，這樣的增值是不花費成本的，企業由此獲得巨額利潤并擴大對外投資，實質上也是一種非常廉價的資金來源。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日本對美國持續巨額的貿易順差。“日本對外長期的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于是就對美進行債券和股票投資。這實際上是一個普通的做法，這種基本做法到目前也沒改變。”真家陽一如是說。

　　從日本的官方統計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但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狀況并沒有像一般的貿易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出現大幅縮減甚至變為逆差，而是繼續保持巨額的順差狀態。在這種狀況下，美國要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就必須有外國資金的流入，以資本項目的盈余來彌補經常項目的逆差，否則美元就會繼續大幅度貶值，以此來壓縮經常項目的赤字以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而這時日本所不愿看到的。

　　首先，日本投資者擁有龐大的美元資產，美元繼續貶值會對這些資產造成巨大的損失；其次，美元繼續貶值會使日本產品的國際價格提高，打擊日本的對外出口。即使美元不貶值，美國也會因國際收支的逆差而采取各種措施制造日美貿易摩擦，阻礙對美出口。真家陽一提到：“80年代后期，日本對歐美國家的投資主要就是為了減少和規避貿易摩擦。”

　　于是，為了緩解日元升值的壓力，大量的資金流入美國。然而，從投資的產業結構看，日本的FDI中，非制造業投資不論是規模還是增長速度都遠遠大于制造業投資，而在非制造業投資中，金融保險業又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大量的證券投資使日本過多的擁有美元資產，而在日本對美貿易持續順差的情況下，美國一再要求壓低美元，并在證券市場上不斷地制造證券價格下跌的壓力，一旦證券價格下跌，持有大量美國證券的日本投資者就會蒙受巨大的損失。于是，為了穩定證券價格，保住已有美元資產的價值，日本投資者繼續注入大量資金購買美國證券，而越是這樣，就越受制于美國，造成惡性循環，形成“錢在他鄉，身不由己”的局面。

　　值得指出的是，這些美元資產很多并沒有實現保值和增值，而是在國內經濟泡沫破滅后被迫低價賣掉以彌補資金的損失和短缺。對此，真家陽一先生也遺憾的表示：“日本80年代末期購買的資產如果在90年代前期能夠繼續保持的話，還是能夠獲取利益的，只不過由于出現了經營的赤字，被迫賣掉一些資產。”

　　日本的FDI是成功還是失敗，各方說法不一。但是，如果日本的FDI把資金傾向于其占有優勢的制造業，就不會造成對美國證券的集中性依賴，從而受制于人。如今，中國的情形與日本當年相似，也因對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順差而面臨著人民幣升值的持續壓力，并且中國的外匯儲備很大部分都是以美國證券的形式存在。

　　其實對于這一點，日本也早就有所意識。真家陽一先生認為，即便日本對外非制造業投資額大于制造業投資額，也并不能說明日本的FDI以制造業為重心，他說：“日本的對外投資還是以制造業為主的，盡管當時有大量的非制造業投資，但并不具有優勢，日本的優勢在于制造業，特別是汽車制造。可以說，日本的對外投資是以‘實業’為基礎的。”90年代以來，日本的FDI在內容和方向上都進行了調整。內容上，對非制造業投資的下降幅度大，回升幅度小；方向上，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投資的下降幅度大，回升幅度小，對亞洲投資的下降幅度小，回升幅度大，特別是對中國的投資大幅增長。在調整過程中逐步確立了優勢產業在海外投資的地位，并掌握了對外投資的主動權。

　　“日本的海外投資特有一大特點，那就是只把中低端的產品投資于國外生產，而真正高端的制造卻在留在國內生產并出口，”真家陽一說：“對歐美的汽車制造投資尤其如此，既做到了在發展中國家削減成本，又實現了本國向美國出口。中國最缺的就是自己的技術和品牌，要發展對外出口和投資，關鍵是要發展自己的技術和品牌。日本的海外投資都是建立在自己技術和品牌優勢上的，如松下、索尼，還有汽車制造等等。”

　　與日本企業手握技術和品牌不同，對外投資是尋求低成本和市場通道不同，中國企業擁有的是低成本，因此現在對外投資的主要目標是品牌和技術。中國應逐步培養自己的優勢產業，防止把大量的資金集中于證券投資，重蹈日本“錢在他鄉，身不由己”的覆轍。

　　1987年4月1日美國時代廣場上豪生酒店上豎立了佳能的巨幅宣傳畫。時代廣場的戶外廣告標價為世界之最，而在時代廣場擁有廣告牌，則是公司實力和品牌知名度的象征。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公司開始成為時代廣場廣告牌的大主顧。50年代，日本佳能為擠進美國市場，采取了借水行舟的策略，獲得了巨大成功。早在1955年，日本佳能就同美國富有銷售經驗的貝爾哈威爾公司合作，將自己的照相機產品以“貝哈佳能”的商標名稱在美國注冊，并在美國市場上銷售。幾年后，佳能借用貝爾哈威爾的銷售渠道擴大了在美國市場的銷售量，逐步贏得了當地消費者的信賴，因此就開始展現身手以奪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佳能首先將首創的帶光敏“電眼”的電動電子曝光照相機投放美國市場，不想在喜愛新奇刺激的美國消費者中引起了轟動效應。佳能抓住這一機會成立了具有法人資格的佳能美國公司。佳能美國翅膀硬了，隨即中斷了與貝爾哈威爾的合作，將“貝哈”從“貝哈佳能”這個品牌中刪除，正式以佳能的名牌商標在美國市場上獨往獨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