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中國經濟研究學者張五常先生的《補鞋少女的故事》一文，蕩起我的幽思。 　　補鞋，作為中國大地上一種散淡的行業，不必說經濟界，也不必說企業界，更不必說政界，單就社會的普通人，也很少有人注意這個行當。當城市的白領階層，讓街頭的修鞋匠補粘自己的高檔皮鞋的時候，誰也沒有考慮這個職業的存在價值，更不會有什麼經濟研究的思考，甚至會不屑一顧地把幾張毛票扔給修鞋者，即揚長而去。然而，在張五常先生的眼中，那些年輕的修鞋者卻納入了他對中國經濟研究的一部分。“在計劃經濟中，知識投資一向都乏善可陳。但在街頭補鞋的青年顯然是不需政府資助而自己投資的；我想，這種難得而重要的現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經濟學家竟有詩人的靈眼。當他在站在深圳的街頭，觀察和詢問一個又一個年輕的修鞋者時，人們大都會認為他是一位記者、作家、詩人什么的，誰能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呢？他在深圳的8個地點，點數的修鞋者的結果是男的24個，女的35個，這是一種令人嘆服的行動。據張五常先生訪問、了解到的情況得知，“那些在中國各地街頭以補鞋為業的青年大部分來自浙江的黃巖縣，這個縣以針織工藝馳名，很多孩子從小就掌握家傳的針織技巧。因在本地操農業的時間就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賺到的只不過是人民幣20至40元。所以，黃巖縣的長輩們就想出一個主意教孩子們學補鞋，然后讓他們離開家鄉到處賺錢，幫補家計。”據說，就連邊遠的黑龍江、新疆等地甚至也有他們辛勤勞作的身影。張五常先生把一個人們習以為常的現象，循序漸進地推論成了一個經濟研究的對象，我看，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研究的問題，而且還真實地透露著社會的另一面。張五常先生在一些城市深入了解和研究修鞋者們的收入、成本、消費等費用時發現，“工商局和居委會每天都會派員來收費，收費起初每天5角，現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對之下，這是一項很大的征收費了。沒有資本家的‘剝削’，卻來了一些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還要厲害的征收‘機構’，是目前中國制度改革下的諷刺”。 　　前幾年前，在《大眾日報》頭版下角，讀過一篇題為《南方來的挑戰》的通訊，此文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修鞋者的真實心態。在省城濟南的街道旁、路口轉彎處的人行道邊，每每都可以看到三五成隊的修鞋者，他們大都是浙江的鄉下人，帶備了車機和其他小工具，不遠千里來到山東謀生。在記者的筆下，他們似乎沒有一點自卑感，相反的是在他們的眉宇間卻充盈著一種自由謀業的舒暢、自信和滿足感。他們對記者說，你們北方人，尤其是城市人和白領階層，始終對我們這些修鞋者帶有一種偏見，以為我們這些南方人都是窮光蛋，是出來討飯吃的，甚至把我們看得低人一等，我們沒有你們北方人那樣虛榮、浮躁，即使在城里閑著沒事做也不會坐到大街的旁邊去補鞋的。對我們浙江人來說，無論什么樣的職業，只要能賺錢我們就干，你們行嗎？這帶有挑戰性的回答的確令人深思。讓人驚奇的，是幾年后這些以補鞋為業的浙江仔，竟堂而皇之地在濟南市郊蓋起了樓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經濟學家把補鞋者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來研究，新聞記者把補鞋者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反映，兩種角度異曲同工，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經濟問題。張五常先生曾提到，“作為一項知識投資，補鞋的確沒有什么了不起，但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補鞋青年畢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資，得到了一門專業，算是人才，我們要問：為什么這些青年（或他們的父母）要在這幾年才在知識投資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淺顯之極，經濟開放，使他們看到知識投資有利可圖，于是很快就作了決策。比較深入一點的經濟學解釋，就是自由擇業意味著人力資源是私產，加上產品可在市場出售，收入獨享，知識投資就增加了。”張五常先生還講到，重要的是他們收入的激增是自由發展及勞力私有化的效果。為什么中國幾十年來高舉著為人民謀福利之旗，卻一直沒想到自由發展能帶來的好處，以中國人的智慧，這樣淺顯的道理不會想不到吧！ 　　當張五常先生在芝加哥大學一次高手如云的聚會中，應邀作農業經濟的主講時，突然間想起早年在廣西農村結交的但早已不知下落的小朋友，他把文稿推開，說了這樣一句話，“我今天站在這里是十分榮幸的。但我要你們知道，當你們在亞洲的農村里看到茅舍前那些爛泥地上打滾的孩子，我曾經是其中的一個。假若他們有我的機會今天也可能站在這里的。”張五常先生的這番話不能不令人為之動容，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難得有如此胸懷。好在中國經濟開放的形勢更加深入人心，以人為本的社會氛圍業已形成，自由擇業的領域愈來愈廣闊，南方、北方人的觀念差別也逐漸縮小，人們都可以以各類知識投資的形式，選擇自己看好的行業，獲得自己勞動的價值，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及經濟領域里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