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忌“憤怒孤立” 　　首先，在貿易摩擦中，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維護我方的核心利益和尊嚴，尊重、保護國民關注我國國際經濟利益的天賦權利。我們不能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對方的“理性”和“善意”之上，我們的一切對策歸根結底必須立足于我們自己的力量和決心，即增強自己的實力，充分顯示自己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也有足夠堅強的意志使用這種能力，讓對方充分意識到我國敢于在必要時實施以牙還牙的貿易戰，從而增強自己在雙邊談判中討價還價的地位。 　　與此同時，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貿易摩擦本身就是我國對外經貿發展成就的體現，以免形成片面的“受害者”心理。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風必摧之”和“流必湍之”的前提是“木秀于林”和“堆出于岸”，對華貿易摩擦發展的背后是中國對外經貿崛起的事實，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貿易領域的最大變化。1978年，中國出口、進口、進出口總額分別只有97.5億美元、108.9億美元和206.4億美元，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無足輕重；2004年，中國出口、進口、進出口總額已經分別達到5934億美元、5614億美元、11548億美元，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三大國。中國之所以步入國際經貿摩擦高發期，既是因為加工貿易迅猛發展導致中國大陸對外貿易出現嚴重的區域不平衡，昔日日本、韓國、臺灣地區對美歐的貿易順差隨著產業轉移越來越多地轉化為中國大陸對美歐的貿易順差，更是因為中國出口遍及除飛機之外的幾乎所有制成品且步入競爭擴張階段。 　　今年美歐對華貿易摩擦壓力上升，是因為今年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正在迅猛增長，根據最新統計，前5個月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分別達390億美元和258億美元，同比增長62%和128%，預計全年可分別達1000億美元和600億美元，美方更預計我國對其全年貿易順差將超過1900億美元。明乎此，我們就該以平和的心態看待貿易摩擦，而不至于形成偏頗的政治壓力，影響貿易摩擦理性解決。 　　東亞方式 　　在世貿組織中，迄今我國運用被動策略較多，運用主動策略較少，為了降低貿易摩擦的幾率，奪取貿易爭端的主動權，日后我們應當更加積極地運用主動策略。在此次紡織品特保爭端中，“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A380”的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格局對發達國家實際上再有利不過了，而且中國紡織品出口高增長帶動了美、歐紡織原料和紡織機械對華出口高增長，帶動了美、歐紡織品流通部門就業機會成倍增長，以及美歐對華投資企業、品牌商、進口商的利潤翻番。之所以出現貿易摩擦，不過是因為在國際貿易中一國內部的受益方和受沖擊方不完全重合。 　　要提升本國產業結構，實現本國經濟持續發展，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最好的辦法不是用貿易保護將社會資源膠著在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部門，而是建立、完善“調整援助”等機制，用受益部門的一部分收益幫助受沖擊部門轉業，改善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但在進口國國內政治游戲規則下，除非遭受外部壓力，否則進口國政府不會有多少內在動力采取上述措施。如果我們能夠在多邊貿易談判中成功設置并通過這項新議題，將從根本上削弱進口國受沖擊部門挑起貿易爭端的內在動機。 　　在解決貿易摩擦時，我們還需要在規范和效率之間尋求平衡。全世界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設計一直存在兩條思路：一條思路是歐美人習慣的制度化、法制化的仲裁程序，一條思路是東亞人習慣的調解方式。前者好處是規范、各方權利和義務劃分明晰，弊端在于常常需要進行曠日持久的調查取證和辯護過程，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待到最終仲裁結果確定時，雙方所爭執的問題可能早已時過境遷了。問題是為了保證仲裁公平，這種“低效率”的調查取證和辯護過程又是必須的。換言之，在這種模式下，效率與公正往往無法兼得。相比之下，東亞人習慣的調解方式往往有不夠規范之弊，卻有靈活、高效的優勢。 　　為了提高效率，正如我國對輕微交通事故實行“私了”，取代原來一律由警察處理的做法一樣，隨著東亞經濟實力增長和歐美爭端解決模式弊端日益暴露，近年來東亞調解模式在國際經貿協定中日益嶄露頭角。比如《新加坡共和國和日本新時期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便高度重視雙邊協商和調解，該協定在各個章節所涉及的具體領域的爭端解決，以及專門的“爭端的避免和解決機制”一章所涵蓋的一般性爭端避免和解決問題，都充分體現出了“調解優先”的精神。 　　找準行業協會的轉型契機 　　相比之下，中國有關商會、行業協會組織在貿易促進和解決貿易爭端中發揮的作用似乎很不顯眼，在貿易爭端頻仍、開辟海外市場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改革商會、行業協會組織的屬性定位和內部機制，淡化行業組織的半官方色彩，明確其民間組織屬性，強化其職能，讓商會、行業協會組織在應對貿易摩擦中發揮更大作用，已經成為普遍的呼聲。 　　毫無疑問，為了更加有效地應對貿易摩擦、開展貿易促進，我國商會、行業協會組織需要改進，甚至是很大幅度的改進，但在推行這種改進時，我們也需要注意以下問題： 　　首先，由于文化傳統、政治體制等因素的關系，我們的企業和協會組織發揮作用的方式與美歐不完全一樣。他們比較多地通過媒體公開宣布，通過議會向行政部門施加壓力；包括我國、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奉行行政主導體制，較多地通過行政部門主持的行業協商、調研等活動反映自己的意見。兩種模式本無高下之分，所謂“美國模式”也未必就是“先進”的代名詞；相反，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政企合作還是美國向日本學習的內容之一。 　　其次，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過分強調行業組織的民間屬性，過分強調強化其職能，將造就過分強大的商業利益集團，而這正是過度保護主義的力量基礎，其后果是保護落后，削弱企業強化自身國際競爭力的內在動力。 　　美歐國家商會、行業協會組織屬于完全的民間組織，已經經過了長達上百年、往往不無強力色彩的磨合，并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形成了目前這種相對均衡，因而無需政府過多直接介入的格局：在協會組織之外，社會上已經形成了足以制衡商業利益集團的強大力量；在協會組織之內，大小企業之間也實現了利益和影響力的適當分享。 　　但在當今之中國，足以制衡商業利益集團的社會力量仍然付諸闕如。政府歸根結底必須代表公共利益，而不可能如同完全民間化行業組織那樣公開徹底地充當某個行業乃至少數幾家企業巨頭的代言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盲目強調行業組織的民間屬性，盲目強調強化行業組織的職能，結果可能讓商業權力失控、失衡。只有當足以制衡商業利益集團的社會力量成長起來之日，才是這樣的自律性組織完成民間化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