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和決策不是一個層次的問題。決策是決定干什么，不干什么；方法是在決定了干什么以后，應該怎樣干，如何去實現決策。方法雖然比起決策來是下一層次的問題，但其重要性并不次于決策，因為它關系到決策的目標能否完成。就是說，在決策作出以后，方法就成了最重要的問題。
一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和建設的實踐中，我們黨創造了一系列科學的領導方法與工作方法，在當時起了重要作用，有些方法，今天仍不失其光輝，仍然適用。這方面，至少有以下三種。

1.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方法

對于這種方法，毛澤東作過簡明扼要的概括，即“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中有決，不離原則”。這里的“大權獨攬”，不是黨委書記個人獨攬，而是領導集體獨攬，并且主要是指決策權；這里的“小權分散”，是指辦事過程中的權力，主要指為完成集體決策的任務施用什么方法，也指在落實黨委決策的過程中，針對未預料到的情況的相機決斷。這就叫“辦中有決”。但這個“決”不離黨委集體決策的總原則。如果在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屬于原則問題，應由分管領導成員提出建議，黨委書記采納以后，重新提交黨委集體研究。這種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領導方法，既是方法，也是原則，還可以說是一種領導體制。無論形勢發生什么變化，只要是共產黨領導，這種體制就不會改變。在這種方法、原則下，有兩種提法值得討論：一是“在×××個人領導下如何如何”。對于地方黨委，可以提在集體領導下由于×××的協調、指導和組織，也可以說牽頭、帶領，但不能說在某個人的領導下。即使是說一把手，也不能說在×××的領導下。因為一級黨委，無論是地方還是部門，是一個整體，不是拼盤；是集體領導制，而不是首長負責制。組織、宣傳、政法、紀檢、調研、統戰、農村以及直屬工委等，都是黨委工作的一部分。在這一問題上，政府的情況有些不同，因為政府是實行首長負責制。但即使是政府，也只是個人負責，而不是個人領導。副省長、副市長、副縣長，雖然主要是對分管的一個方面的工作負責，但他們本質上應是政府的副省長、副市長、副縣長，而不是分管工作的“大局長”，更不能只為分管的條條謀利益，使自己分管的工作自成體系。因為政府也是一個整體。二是“與地方黨委從政治上保持一致”。中央與各級地方黨委不一樣，在我們國家，黨中央處于最高層，各級黨委、全體黨員必須與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政治上保持一致，但不能講下級地方黨委及其黨員與上級地方黨委從政治上保持一致，更不能講與地方黨委的書記從政治上保持一致。同時，除中央一級黨委外，對于地方黨委，也不能講以書記個人為首或為核心。因為我們平時所說的黨的領導，主要或首要的是黨的路線、方針的領導，這就是指黨中央的政治領導。地方黨委作為領導集體，對于下級自然是領導關系，但這種領導也是在貫徹黨的路線方針中進行的。總之，從政治上講，應當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

2.一般與個別、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

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領導方法問題上的應用。人們真正的認識總是先從個別開始，由個別到一般，再由一般到個別。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由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概括。“個別指導”是指領導親自深入有代表性的幾個單位，在具體實踐中取得經驗，經過科學概括、決策，發出一般號召，指導面上的工作。在發出一般號召后，領導繼續深入實踐，進行個別指導，以檢驗決策的正確性。這就完成了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一個過程。在許多情況下，領導不一定都親自下去，而往往由黨委調研部門或有關工作部門，抓住新典型，深入下去，總結經驗，并升華為一般認識，提出決策建議，報黨委研究決策。黨委作出決策以后，一般由領導直接深入幾個單位進行個別指導，也可以由調研部門進行跟蹤調研并向領導反饋。由此可見，黨委調研部門在黨委實施“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領導方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領導與群眾相結合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領導方法問題上的重要體現，這也是黨的最基本的領導方法。我們平時講的相信不相信群眾，依靠不依靠群眾，與群眾的關系如何，講不講政治，主要就表現在這個問題上，即表現在決策過程中是否聽取或征求群眾的意見，注重群眾的呼聲。

這“兩個結合”實質上是一致的。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是領導與群眾相結合方法的一個組成部分，或是在一個環節上的應用。在“從領導到群眾”這個環節中，要融入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前一個結合是為了防止領導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后一個結合是為了防止領導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但應當如實說明，“兩個結合”的領導方法，在基層地方黨委工作中從觀念上已經大大地淡化了。對于一些進入領導班子時間不長的年輕同志來說，也許根本就不熟悉這一重要領導方法。不少基層黨委的書記，在領導工作中存有兩個通病：一個是在決策之前，只是憑“想當然”、“拍腦殼”決策。有些只是注意聽取了有關專家的意見，但專家的意見絕不能代替群眾的意見。因為專家只是參謀，而群眾是服務的對象；專家的意見只是參考，而群眾的意見則是決策的出發點。領導與專家相結合，不能代替領導與群眾相結合。另一個是在決策之后，只有一般號召，沒有個別指導。從會議到會議，從文件到文件，好像開會、發文、講話就是一切。因此，對于原決策意見正確不正確、落實不落實，既不檢驗也不過問。

3.加強宣傳發動工作與解決群眾實際問題相結合的方法

毛主席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講到：“要得到群眾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我們是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

毛主席的這段話，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作為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的領導者，除了圍繞中心工作做好宣傳發動及思想政治工作之外，同時必須關心群眾生活，注重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這一點，對工人、農民是適用的，對知識分子也是適用的。知識分子是比工人、農民更注重個人價值實現的群體，但知識分子也要吃飯、穿衣、行路、住房，知識分子也應當逐步富裕起來。另外，正是知識分子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所以也注重其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第二，關心群眾生活，解決群眾實際問題，不僅是工作方法問題，而且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問題。
二
在改革開放的新實踐中，我們不僅要繼承老一輩革命家創造的經典的領導思想和領導方法，還要不斷總結探索新的方法。這方面至少也有三種。
1.綜合治理的方法
綜合治理作為一種思想方法或領導方法，最先見諸于社會治安。在社會治安工作中認識到綜合治理的方針，我們是付出了代價的。對于反腐敗問題，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由單項治理向綜合治理漸進的過程。開始，面對腐敗問題，基本上是查處大案要案一條措施，后來搞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從中紀委對各級領導干部“若干不準”，到黨員的處分條例，都體現了從教育和制度建設入手的思想。近年來，在反腐敗問題上，中紀委開始提出綜合治理的思想，即從法律、紀律、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同時展開。盡管腐敗的問題仍沒有徹底解決，但由單項措施走向綜合治理所取得的成效是很明顯的。
目前對于國有企業綜合治理的方針還沒有正式提出來，但以我之見，國有企業問題要得到真正的或最終的解決，還是要體現綜合治理的思想方法。這里有一個基本估計，凡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矛盾、問題，都不能僅僅采取一種辦法來解決。好像一個慢性病人，在疾病漸進過程中，形成了多種臟器的病變和功能失調，單有一味藥，往往是顧此失彼，按下葫蘆浮起瓢。當今許多社會、經濟問題都不能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來解決。回顧歷史，國有企業改革先后推行過的辦法有：“廠長招標承包負責制”，這確實調動了承包人的積極性，但包盈不負虧、短期行為的問題很快暴露了出來；“三項制度改革”，總起來講是好的，但有破無立，改革的對象單純選在工人身上，也發生了許多敏感問題，后來隨之淡化；接下來是產權制度改革，包括十五大以前推行邯鋼“市場模擬、成本否決”和以后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等，在高潮過后，冷靜地想一想，這些也不能解決國有企業的所有問題。同時，還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即如何加強企業管理、加強企業領導班子建設。回顧國企改革的歷程，冷靜思考已經進行過的各個單項改革，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有局部效果，但也都有其弊端。現在的問題仍是要考慮綜合治理的方法。如果一個企業，其股份制的運作是規范的，也即其產權是明晰的，其領導班子是清醒而又有決策能力的，其內部三項制度改革是到位的，其內部管理是科學的、民主制度是健全的，尤其是瞄準市場、產品更新換代和技術開發上是得力的，那么這個企業一般來講，是會成功的，至少不會虧損或破產。中央提出的“三改一加強”，實際上也帶有綜合治理的思想。現在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事實上還在搞“單打一”的改革，還在繼續尋找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還沒有醒悟到單味藥治不了綜合癥；另一個是盡管在自覺不自覺地實施綜合治理的方針，但綜合治理中的各項措施事實上還沒有到位，有些實際上是在走過場、圖形式、翻牌子。

2.建立創新機制的方法

在實施具有全局意義上的“兩個根本性轉變”過程中或到位以后，各級政府領導經濟、社會工作的方法也應隨之轉變。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清醒的認識，實踐上就不能很好地轉變，就會出現如毛澤東講的“氣候變了，衣服不能隨之增減，就會鬧出些毛病來”的結果。“鬧出些毛病來”的主要表現，就是工作效率不高，或是領導忙得一塌糊涂，卻弄得基層干部無所適從，疲于奔命而在效果上事倍功半。這種轉變的根本性要求是，從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那種壓、推、促、整的方法，轉變到通過創新機制解決問題的辦法上來。比如對于下崗職工生活、就業問題，一方面要貫徹綜合治理的思想，不能僅僅是政府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也要逐步通過一種或幾種機制來解決，以盡快改變過去通行的隨機的辦法（即逢年過節了，各級領導點名到某個或某幾個困難職工家去，攝像機對著，領導給床被子或給幾百塊錢，困難職工熱淚盈眶，年過了，困難職工還是困難職工）。應當綜合研究，納入一定的制度、體制，使困難職工生活問題的解決具有長期的保障。包括反腐敗問題，治理假冒偽劣商品問題，都不能碰上誰算誰，誰撞到槍口上誰倒霉，大量的碰不上的就安然無恙。應當逐步確立創新機制，使搞假冒偽劣商品者不僅賺不了錢，而且要傾家蕩產，甚至對造成重大危害的要搭上性命；對搞腐敗的人既能給予“一票否決”，又能使其在到位的監督下難以做成。

3.理順關系的方法

在現實生活中，許多矛盾、問題的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關系不順，比如利益關系不順、工作關系不順、人際關系不順等。理順關系重要的在于“理”。“理”的工作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疏導化解，消除中間梗阻。像人得了腦栓塞或心肌梗塞，醫生在治療過程中實際上就是在做理順工作，或是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強血液的流動性，或是擴張血管，使血液流動的管道暢通。如果不是如此，則會適得其反。同理，對于集體上訪，一定要先與其帶頭人對話，做好召集人的工作，不然存在中間梗阻，對一般上訪群眾的工作就難以奏效。二是強化薄弱環節，建立新的平衡。有些問題、矛盾的存在，是因為不平衡。不平衡是因為苦樂不均，對苦的一方面予以傾斜，就會建立起新的平衡。比如，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除了對口支援以外，中央在宏觀政策上向西部傾斜，東西部關系就會逐步理順。當然，這樣做并不是主張平均主義，因為平均主義本身就是一種苦樂不均，付出多、成效大的人與付出少、業績小的人有同樣的所得，前者為苦，后者為樂，這就是不均。三是明確事權，建章立制，按既定程序進行工作。拿地方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委五大班子之間的關系來講，黨委與其他四大班子，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同時黨委也應在憲法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接受人大的依法監督，接受政協的民主監督，接受紀委的黨風黨紀監督，尊重政府的統一政令等。事權得到明確，加上必要的制度規范，并在實踐中認真去做，幾大班子之間的關系一般不會有什么問題。凡是幾大班子之間關系緊張的地方，黨委就要檢討自己一方是否未理順關系，只講實施對各大班子的領導，不講接受各大班子的監督和制約。對于一個地方黨委領導干部來講，主要應理順四個關系。在班子內部，理順“班長”與“班副”、“班員”的關系；在同層次中，理順與各大班子的關系；從任職先后講，理順與前任、后任的關系；從領導層次說，理順上下級關系。對于一個企業經營者來說，應理順出資者與經營者的關系，經營者與中層管理人員的關系，企業內部的分配關系，企業與外部客戶的關系以及與執法部門、開戶銀行的關系等五個關系。對于一個部門的領導干部來說，主要應理順領導班子與本單位群眾的關系，本系統中上級部門與下級部門的關系，部門與所屬企事業單位的關系，以及部門工作與地方分管領導的關系等。

在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領導方法及工作方法，仍在不斷地探索之中，舉了上述三種方法，肯定還有未盡之處。同時，隨著實踐的深入，更新的方法還會不斷出現。但我以為，探索新時期領導方法與工作方法，是極其有意義的一件事情。